浅谈“对事不对人”

初次听说“对事不对人”乃是八十年代初，中专毕业后行将奔赴工作岗位，临行家父叮咛的一句话“工作中要对事不对人！”。在那个极“左”思潮仍未彻底肃清的时日，听了觉得纳闷不已。其时总以为事是人做的，人和事怎么可以割裂分开呢？坏人自然做坏事，好人自然做好事。就不信有做坏事的好人和做好事的坏人。对做坏事的人自然嫉恶如仇，与之势不两立。怎么能和他的关系处好呢？二十余年的阅历针对“对事不对人”有了不少深刻的认识。在于哲学观点就是一分为二，人总有好、坏两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基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好人有时也会做坏事，坏人有时也会做好事。人生哲学大师培根的一生就诠释了这样的观点。在高中就读过培根论人生一书，一些观点成为个人在司法和人大工作以及为人的一贯信条。但纵观培根一生，对哲学的贡献自不必说，但其人因生活奢靡而利用司法权大肆收受贿赂，以致锒铛入狱。培根曾用司法权维护过正义和公平，也曾说出很多谴责司法fubai的名言如“司法者应当认识到，他们的职责只是实现法律，而绝不是制订或变更法律。否则，法律本身就形同虚设。”，司法的fubai犹如污染了水源等等。所以要看到人的两面性，善恶不会是如泾渭那样分明。近来读了一些李鸿章和袁世凯的传记，也读到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对“对事不对人”的认识更进一步了。李鸿章在洋务实业强国，立宪，以及“弱国无外交”的情势下为国家利益还是做了一点努力的。在古稀之年，于东瀛春帆楼身中日本武士一枪差点亡命东瀛。此后仍坚持力争使“庚子赔款”减少了许多。袁世凯在推翻帝制，以及“二十条”签订前的抗争等等，也有其反封建、爱国的“事”。这些显然不足以推翻李鸿章卖国，袁世凯卖国以及复辟帝制的结论。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其进步性不容置疑，但是在倡导等级制分封诸王，建天王府的奢靡，以及男营女营分制，进南京初期禁止夫妻同居等绝对算不得是好“事”。

我国将保护人权写入宪法，有其进步意义。就使得“对事不对人”有了法律的依据。从道德的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否决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是毛泽东同志延安时期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文精神的延续。人无完人。人一时一事犯错是难免的，不能因此而一棍子打死算事。因此，要容许人犯错，帮助改造、改正，这就是“对事不对人”，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胸怀。即使在阶级斗争为纲的1972年，毛泽东仍安排周恩来、华国锋同志释放了所有战犯所羁押的国民党战犯。其中十余人给其路费回了台湾，沈醉等进入文史馆工作，释放的战犯得到的生活费高出当时普通工人。这种“对事不对人”也还体现在对末代皇帝宣统赋予公民权，给予生活待遇。回首历史，心怀里着实感到丝丝的温暖。

当今，市场经济的机制导致竞争日趋惨烈。同事、同学、战友间的人和事更因为实实在在的名利而纷繁复杂。然而团队精神又是是制胜的法宝。正确”对事不对人”就尤为重要。以容人的雅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抱团取暖，通力合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个人的利益因此才能最大化。正确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承认分歧，消弭对立，找准契合点。把人和事分离，取人长，避人短、护人短、容人短，团结和自已意见不一致的甚至反对自己的人一道为共同的愿景努力，方能实行“互利共赢”。现在想来，家父的初衷就是要我与同事搞好团结，与同事一道和衷共济，拧成一股绳，共同干事业。

最近看关于“红学”研究的文章，一则掌故绝对会给我们有启迪。大家知道，蔡孑明和胡适都是研究“红学”的大家。先前二人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截然不同。此后的民国11年，胡适在考究《红楼梦》作者及成书年代时需要极其稀有的《四松堂集》验证，苦寻许久无着落。而蔡子明知悉后，得到此书第一时间送到胡适之手。以眼下的政见及学术意见不一的对方，必视对方的人和事都不爽，自然口诛笔伐，人身攻击最给力。怎么可能有资助对方研究反驳自己的观点或结论之举呢？虽然笔者对蔡子明认为《红楼梦》是以朝廷政治斗争为蓝本的隐喻作品的结论不敢苟同。但对奉送《四松堂集》之行为艺术却是倾慕得无以复加。这种胸怀着实令我震惊。现在正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际，要“双百”方针得以落实，我看我们的政府、社会、乃至公民就非得有蔡子明的“对事不对人”雅量，HOLD住“对事不对人”的真谛，惟其如此，才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作者：曹震

1、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在起点，不在终点，而在于拐点的选择；
2、人世间唯一不变化的就是永远在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唯变不变；
3、放得下的石头是基石，放不下的石头是累赘；
* F  t7 ]$ |4 N% @4 y1 B4、人生如赏景，风景再美，既已路过，终究离开，因为最美的风景总在下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