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促进经济增长均衡与转变发展方式

缓解失衡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组合方式   
    自2010年10月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择机退出”之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便又回到反危机之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状态，即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状态。财政政策虽然扩张力度有所放缓，但扩张性的方向仍是明确的，不过是从“更加积极”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财政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从“适度宽松”逆转为“稳健（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组合方式，在 1998年下半年就提出，不过1998年下半年至2002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国内出现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中的内需不足，形成较严重的需求疲软，增长乏力，产能相对过剩，此前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从紧的目标导向与经济出现的新失衡严重不符，1998年上半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失衡总体上是需求膨胀，因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是从紧（党的十五大决议中明确提出，在整个“九五”计划期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从紧），为应对新的需求不足的失衡，宏观经济政策从全面紧缩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是反方向的松紧搭配组合形式，但总体上相对于此前是扩张性的，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才有了经过几年的物价指数负增长后，到 2002年克服了通缩现象，迎来了 2003—2007年的高速增长。在2003年至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中（经济增长率达到10.6%以上）财政与货币政策仍保持了松紧搭配的格局，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确采取了不同的方向，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高速增长中，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出现了反方向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在投资领域需求膨胀，重要投资品价格居高不下，而在消费领域需求疲软，特别是工业消费品产能普遍过剩，这就使宏观调控既难以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因而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是降低宏观决策风险，提升经济稳定性的需要。2008年下半年全面反危机之后，宏观政策进入全面扩张，2010年10月择机退出以来，重回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但其原因和内涵都与反危机之前的政策反方向组合不同。
    考虑到我国经济下行风险与通胀潜在压力同时存在的失衡状况，考虑到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经济衰退的复杂局面，在短期内均难以根本克服，因此，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格局在未来一段时期仍会保持，但根据双重风险对国民经济威胁程度的变化，在宏观政策松紧搭配的格局下，宏观政策的具体内涵和作用程度必然还会有相应的调整。如何提高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促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健康可持续，是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实践的命题，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如何评价我国应对反危机的宏观政策变化   
    一是2008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提出的目标是防经济过热和防通货膨胀（双防），双防就是紧缩，全世界都在扩张，只有中国在紧缩，体现了中国政策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不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和发展的特殊性上？我们给出一个解释，2008年春天发生了一场自然灾害，有一场暴风雪，把高速公路、电网破坏了。虽然当时经济不景气的指标已经显现，比如货运量和用电量的下降，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认为是自然灾害的影响。一直到第二季度之后，我们才真正感觉到危机对中国的影响。2008年7月底国务院提出了全面扩张的措施，当时提出了一保（保增长）、一控（控通胀）、一调（调物价），年底的时候我们才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全世界的经济政策方向一致了。那么，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反危机的举措是不是晚了？
    二是此次欧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时其金融体系首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银行及金融机构资金短缺，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资金短缺，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都有强烈的货币需求，但其银行体系崩溃了，造成货币供给相对不足。欧美国家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对银行注入资金，直接向实体经济部门注资，增大货币供给。而我国当时的情况是金融体系良好，有一道防火墙，因此没有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2009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差是19万亿的余额，在我国货币资本市场上是供给能力强，而我们的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是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和压力，因此有资金但是缺乏投资机会。而民营中小企业想投资却很难得到金融部门的支持。这样就形成了大企业没有投资机会，小企业想投却没有资金的格局。当时我国政策的着力点应是培育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比如推动金融市场体系的市场化，培育面对小企业的金融体系，提高对它的宽容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强化竞争以提高创新能力等。也就是说我们的着力点是不是应该放在培育实体经济对货币资本的有效需求呢？我们当时采取的反危机政策措施的着力点却是同欧美国家一样，不断增大货币供给，和我们的货币市场失衡方向是不是反了？
    三是当时我国的情况和欧美国家完全不一样，欧美国家主要没有用货币政策，主要用的是财政政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根据财政赤字的要求决定货币的供给量，定量宽松主导的是财政政策。实际上长期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使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政策已无多少运用空间了。而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反危机时是更加积极，择机退出以后又回到积极。也就是说我们始终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危机前后做出方向性调整的政策手段主要是货币政策，事实上长期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应对危机时财政政策扩张是有局限的。从之前的从紧调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0月后又重回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2008年年末比2008年年初新增贷款4.8万亿，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2009年的货币供给量M2增速是27%以上。那么，这个政策力度是不是过猛？据分析，发现危机发生的时候主要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经济增长，它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大。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如果采取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对短期增长没有用，同时对通胀影响很大。在危机之后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增长是负效益，对通胀影响非常大。所以当发生危机的时候，如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短期增长非常有利，但是同时采取强有力的货币扩张只能刺激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会带来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应对危机时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在危机之后应以扩张的货币政策为主，危机中不宜采取过猛的货币扩张，危机后不宜采取长期的财政扩张。而我国在反危机时采取扩张财政的同时货币强力扩张，危机后货币紧缩的同时仍采取财政扩张，这种财政与货币的组合是不是扭了？
    四是2010年10月全世界都在扩张刺激经济的时候，中国率先退出。在此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下：中国在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08年经济增长 9%，2009年增长8.7%，2010年是 10.3%，2011年是9.2%，这和固定资产投资很有关，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在 15%以上，2009年33.3%，2011年是 16.1%，如此高的政府投资需求扩张支持了危机过程中高速的增长。但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投资是大起大落的，因为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央及各级政府，而不是市场力量。市场力量没有起来政府退出就是政策退出时机早了。所以政府只要一退出，经济下行的威胁马上就会显现。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敢不敢再来第二轮的政府经济扩张计划，如果不敢，或者没有能力实施，而市场力量也没有起来，那么，中国的确就面临着严重衰退的威胁。
    五是如果国民经济存在滞胀的威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应该是有效的。还有一种情况：国内经济不景气，同时国际收支出现严重的赤字，这时候采用松紧搭配有用。但是这两个政策要管用有个前提，即利率是市场化的，汇率是市场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但同时可能增大进口从而加大国际收支赤字，由于一般而言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内的作用大于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比较一下它对增长的贡献，一般会大于由此形成的国际收支矛盾的加剧，所以可取。这时候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国内货币市场利率会升值，国际资本会涌入，从而恢复国际收支的均衡以减少赤字。由于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加剧经济不景气，但是货币政策一般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大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总的来看政策效应是正向的。在这里，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是汇率、利率的市场化。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采取松紧搭配解决不了失衡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失衡是国内不景气，国际收支存在大量赢余（不是赤字），和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失衡状况有很大的区别，体制条件也极不完善，利率、汇率市场化尚不具备，反方向组合的政策效应是否存在严重抵消？
    宏观经济的均衡性及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以发展方式转变为基础   
    从现阶段失衡的特点来看，需要宏观调控方式发生重要调整。短期的总需求管理对于缓解失衡存在一系列局限，一是需求管理的总量政策效应降低，甚至难以就需求管理做出明确的总量政策选择，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双重矛盾，使得宏观政策既不能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总量政策的方向难以明确。二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同步性降低，甚至不得不长期存在政策效应的方向性差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失衡中的双重风险，而这种反方向组合不仅抵消着政策效应，而且究竟选择哪种方式的反方向组合？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三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周期性的差异，使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效应受到深刻影响，其调控结果更具不确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是行政联系机制，而地方政府与支撑当地经济增长的企业之间是市场机制联系，进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实现方式，与地方政府对企业间的调控要求实现方式相比，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行政命令和行政约束，后者是市场博奕，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周期与反周期的不同。因此，从宏观政策的总体方向上，从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工具上，从宏观调控决策和贯彻行为主体上，在现阶段需求管理都体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局限，需要在短期需求管理的基础上引入更具长期性质的供给管理。
    引入供给管理，一是要在注重货币、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的同时，注重发挥其供给效应。从货币政策来看，不仅能影响总需求，也能同时影响总供给，如利率的降低，可以刺激总需求，刺激投资，但也同时影响企业要素成本，降低资本使用代价，不同的是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刺激增长会伴随通胀加剧，而通过其供给效应带动增长的同时会降低通胀的压力。从财政政策来看，其供给效应通常比货币政策更高，财政政策作用于消费者的大都是需求效应，但直接作用于生产者的则大都属于供给管理，通过对生产者减税的一系列政策影响厂商成本，在刺激增长的同时，通过降低厂商成本可以产生降低通胀压力，特别是降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若强调其需求效应可以达到刺激增长的目的，但往往伴随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若强调其供给效应也可以达到刺激增长的目的，但却同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这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滞胀”双重风险的经济失衡而言，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是极有必要的。
    引入供给管理，一方面，需要的重要制度条件在于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完善，否则，由于供给管理更多地是直接影响生产者行为，因而可能产生对市场行为主体的更多的直接干预，甚至可能导致“计划经济”的倒退。在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必须以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另一方面，供给管理追求的目标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进而从供给方面改善国民经济质态，提升国民经济的结构高度，这就需要在社会发展条件上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上述两方面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际上构成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
    怎样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动力在于依靠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包括原始、集合、吸收、引进、借鉴、再创新等多种形式的创新，包括社会教育及卫生等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的投入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结构转变的战略支撑。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则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但是，制度重于技术，一切重大技术创新，或者说社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均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秩序和公正性的社会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制度创新的历史内涵即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则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
    我们只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在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