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机关后,回头再看行政工作的经验,我从未后悔在担任公共职务时期的政策创新行动。这不是说漂亮话,而是发自内心的体会。因为,在退休制度的前提下,在高龄社会来临以后,人们普遍长寿,过去是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则是人活八十不稀奇了。60岁以后的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何度过?这与60岁之前的行为有很大关系。只有60岁之前生活得有意义,进入60岁之后的人生才会更有价值,更加丰富,更有意义。 R2 J# U5 J# E' Y1 v3 s ( P2 [$ x b2 D$ X% N, r 回归社会以后,转换角度看政府行为,有着不同的感受和体会。现在,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时间多,可以更为广泛地和社会接触,作为社会的一员来体会公共政策。当然,首先是多了宽容之心。因为更多地看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儿童养育问题、老龄化问题,纷至沓来,远远超出了传统政府的职能范围,由此更知道现实政府的力量有限,现代社会的建设,更需要社会大众的行动。希望大众一切听从于政府安排与希望政府能够解决大众的一切问题都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对于政府的功能定位,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在机关待时间长了,容易脱离社会,会轻易地产生万能政府的想法。这种情绪既固化了自己的观念,也传染给了社会大众。相当多的官员和大众共同分享一个观念,认为政府无所不能。这种情绪的深度发展,就会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责任都归结为政府,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也都归罪于政府。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心态,也是传统体制下的自然社会文化心态。由此产生两类行为方式,一类是官员的畸形意识,认为老百姓只要服从管理就会天下太平,将所有社会问题简化为服从不服从管理的问题,结果当自己退休以后,只是反思在位置时没有把事情做好,因而将许多社会问题依然归因于政府,埋怨在职的同事没有本事;二是社会大众如果迷信万能政府,结果还是被动等待,等不下去了就产生极端的社会对抗行动,也没有思考自身的责任和自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途径。结果,一方不让做,另一方不敢做,这个互动模型是相当僵化的。只有离开机关以后,才会更客观、更平静地看待有关的社会问题解决的模型和方式。 $ Q" S. I2 G7 K0 E9 k; ^.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