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一词产生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体现了一种精益求精,努力进取的时代精神;“捉摸”一词出现于积贫积弱的宋代末朝,反映了人心叵测,相互猜测的不良心态。几千年来,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大体都有两类人,一类专心琢磨事,一类擅长捉摸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纵观历史,如果年代有利于琢磨事的人,则政治清平,国泰民安;如果岁月方便了捉摸人的人,则黑白难辩,鲁难未已。
当改革挟机遇和希望之潮涌来,大浪下,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淘沙中,确有鱼目与珍珠难辨,失败与成功并存。琢磨事的,执着于希望,呕心沥血,倍加珍惜机遇,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捉摸人的,以此为机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拉帮结派,拨弄是非,阳奉阴违,摩擦离间,遇事则委难以责人,事平则抑人以扬己。
琢磨事的人,如孔繁森同志,默默无闻却又兢兢业业地在副县级岗位上干了10多年。别人是提职援藏,他却是平职支援西藏,平职返回山东。他不会跑官,也绝不要官;只会琢磨事,不会捉摸人。无论在什么位置上,琢磨事的他,始终深怀爱民之心,信守为民之责,常思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在50岁的盛年以身殉职,留下的“绝笔”是去世前4天琢磨出的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孔繁森同志为建设世界屋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他聚精会神琢磨党和人民的事业,留下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爱人民。
捉摸人的人,为权迷心窍,逐利为目标;“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杠。”把权力大小作为衡量自身地位高低的标准,把追逐私利作为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醉心于视纱帽大小为个人地位高低,以私利多少量人生价值大小,并以此确定权力奋斗的价值目标,最终在争权夺利中丢掉官帽,在捉摸人的过程中走向自我毁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国家和民族琢磨事的人,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政策的引导和精神及物质方面的奖励。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成为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不仅获得了由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的获奖证书,而且每人还获得500万元的高额奖金。这种奖励,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党和政府对那些全身心投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琢磨事的人的“徙木立信”;对至今还保留着“文革”遗风的某些“捉摸人”的人也是一种有力的教育。
而挖空心思捉摸人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当其罩着 “河北第一秘”和“河北最年青的正厅级干部”的光环时,让谁上谁就能上;当其被关进监狱时,冥思苦想检举揭发,争取立功赎罪时,叫谁下谁就准下。尽管其捉摸人的功夫已到了如此出神入化、颐指气使、炉火纯青的地步,但由于功夫用的不是地方,在捉摸人中走火入魔。
好在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在使琢磨事的人越来越得到社会承认的同时,也使捉摸人的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鄙视。
其实,琢磨事与捉摸人从来就是一对此长彼消的矛盾。在相同的时间空间中,凡琢磨事的人多,则捉摸人的人就少;凡琢磨事的人少,则捉摸人的人就多。到一国、一地、一单位、一团体,见面休问荣枯事,观看颜色便可知。如果意气风发,埋头苦干者众,便知该处琢磨事的人多;如果瞻前虑后,左顾右盼的人多,便知此地捉摸人的势大。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出自《增广》中的这句古训,是祖宗们历览前贤,总结盛衰的至理名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为领导者,如果爱听小报告,来说是非者,就会入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出者似金榜题名,趾高气扬;如果领导鄙视拨弄是非者,并敢于批评和教育前来打小报告的人,那么捉摸人的人就会神光褪尽,灰头土脸,逐渐遁去,而琢磨事的人则会心无杂念,更加努力。
如何认识琢磨事的君子,如何分辨捉摸人的小人?古人认为,一是要听其言,观其行。那些识大理、顾大局的人是君子,那些以小聪明、小手段取胜的是小人。“知识明者君子,才巧胜者小人”(宋代林逋《省心录》)。二是审其好恶,察其交游。看看他感兴趣的事和同他交往的人,其好坏就能有一比较恰当的判断。“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管子·权修》)。“亲君子,而远小人”是历史之经验,是治与乱之发端,也是群众之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