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共党建史,系指世纪之交前后的党建发展史,即1990年至目前为止的当代中国政坛。差不多就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体执政过程。综观这十多年的历史,有十件大事贯穿着当代中共党建的历史,这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重大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中共党史的大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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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0 o+ Z# N& x* x一、1990:怀念伟人毛泽东, N1 V4 l+ @% d0 v+ v/ ^" I9 z1 M* |
/ F8 C% ^1 v% S. O! e1976年,中国发生了三件震惊全球的重大事件,一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二是唐山大地震;三是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6 g6 s n) x0 i. m0 z2 R' U. Z
' h$ _2 v. ]. b# v那个时代的很多话再听起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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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t4 b( D* M+ }1 ^! d* `. R众所周知,毛泽东除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著名的文学家。1990年元旦刚过,中国文坛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青年作家,成了一次文学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和前苏联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人民文学》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邓力群大加赞赏:“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伟人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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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主席像章卷土重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我那时也自费到了韶山,还到了刘少奇的故居花明楼。还记得那时候的《红太阳》录音带,开创了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9 {9 D' P/ V9 o( | P& w
8 B" K# G% _9 O. U7 J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有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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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1:“苏东波”的冲击 r; L6 l% B9 T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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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苏东波”不是指的宋朝著名词人苏东坡,而是指的前苏联和东欧政坛巨变的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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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第三代领导”经历了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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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史、罗马尼亚的兄弟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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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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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16个字:韬光养晦,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2 t4 ]0 @1 u( j) X4 j&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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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最后行动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计算也不会过分的。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2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和危机。8 U8 {. F% j/ C) o( t- I) j+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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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也不讲发展。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一本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小册子,也叫“十九条”,用它来统一思想。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不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的,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还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结果就把一声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这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2 r# ]7 M6 ~- ]; s7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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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2春:“邓旋风”席卷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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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 _5 p" L0 j h0 m. O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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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9 T, M# h k" ^! s. d 从某种程序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1992年1月的南巡,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G8 O+ A( m$ b& `9 D( L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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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邓小平走在深圳的大街上,这位88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带着四川乡音,掷地有声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 D9 q- B8 e( L8 X$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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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是冲着1989年、1990年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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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89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已经想到会有深圳之行。然而他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 v: L+ s8 ^: j8 B- t( O
) j' T2 t0 F+ e3 R2 u; B c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正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1 w8 F9 q4 W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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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2夏:为市场经济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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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7 ]$ A/ ~2 x4 M8 G ——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4 m% E' z/ Y6 k- O% i: T" M
: D( Q" E1 X) @3 h+ D5 j 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急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8 x5 H% O1 n6 J 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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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9日,他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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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 A$ X! E2 a% }& [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 3 m8 F- f: l! y0 S
4 M- {0 z d1 y$ j* F 五、1996: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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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殚精竭虑40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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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的膨胀起来,到年底达到36%。中央说了无数次,希望地方官员能理解,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地方官员照样我行我素。$ r C$ U; W% c! J
/ N5 h: z1 C v 在商品市场上,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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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江泽民与朱容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自从进入中南海以来,朱容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20%……- u; H; B/ q( T; c ~8 \
9 _+ I( |) C8 C5 {$ O; x% | 接下来的1995年里,中国经济似乎出现转折。& Y a- P( B& s0 L
: u" s; A' ~& V, J$ V" `6 Q政府费尽心血40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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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6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所有的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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