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中国“官瘾症”根源拷问

为政：中国“官瘾症”根源拷问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皇权政治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不论是采取激励的方式，还是制定科举制考试的规则，都大大提升了官本位的地位。在当时，只有实行官本位，才能实现对整个社会强有力的管理。只有强调官的权力，才能提升社会管理的强度。所以官本位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延续几千年，直至今日依然存在。这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则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政治开明和经济发展。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上，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有限，农耕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社会进步，而官本位思想则恰恰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则是有本事的人走向社会，没本事的人才进政府。在政府工作，只要循规蹈矩，就可以胜任。所以政府始终处在社会管理的被动局面，很难有积极主动的改革创新。因为它平稳地掌握着治理社会的法律、制度、规则。
　　为什么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如此严重?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局限。越是在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作为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正因此，导致官本位思想久居不散。二，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根本原因。三，传统政治文化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土壤。官文化的核心即官本位文化。四，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至今我们还不能从儒家学说中摆脱出来，依然称之为“国学”，被奉为我们国家的核心主体文化。

　　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的官本位思想
　　第一，进行制度改革。中国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包袱沉重。在集权化政府体制下，我们总是强调政府是万能的，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这种管法是催生官本位现象的强劲动力。只有从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角度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难题。
　　首先，政府的很多权力要回归社会，退到守夜人的身份，使我们的政府成为“有限的政府”，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千万别管。但是这种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直接触及了政府官员的利益。利益问题是政府放权的最根本障碍。
　　其次，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谁进谁上，是由政府说了算。这是官本位的核心问题。现在大家为什么挤破头要进政府，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无限大。政府人事改革、干部的任命问题，尤其是主要官员的上与下、进与退，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化、法制化，没有规范这种权力。这就造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想法：我只有进政府当官员，才能获得最多的权力。
　　第二，发展经济是破解官本位的重要举措。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去，政治开明程度就会受影响，社会进步就会受到局限。比如我国东部省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身处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官本位思想就比较淡化，很多有能力的人不是把进政府做官当做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而是选择到社会上去打拼，创一番自己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多元化的个人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相反一些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大家首选进政府。甚至有些理科博士，毕业后也要去政府做官，对教育资源来说是极大的浪费。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说过：“现在很多人都想进政府工作，说明政府是fubai的。”我觉得我们应从这句话中得到启示，有所反思。
　　第三，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对儒家文化崇拜有加，但是没有批评性地继承和扬弃式地发展。可以说，官本位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礼制”和“人治”的思想体现。“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的名言，倡导优秀的人只有进政府为官，才能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尊敬。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而“做官”就成为“中国学界”三魂中的第一魂。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儒家文化适应的是两千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背景，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起到了辉煌的作用。但是今天来看，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又正面临着国际化的冲击，面对儒家文化，必须做出客观理性的选择，既要批判，又要继承。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思想中的官本位思想。
　　文化改造如何实施?首先，应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梳理，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次，文化一定是一个人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官本位核心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该从改变制度文化着手，推动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作者：李成言，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12年10月22日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