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文风,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的文风中,可以领略到他的领导风格,也可加深对他的理论的理解。
8 l6 o; }$ U8 m& K0 M 邓小平的文风,体现于他的著作,是很有特色的。听他的报告,读他的文章,你会觉得痛快、解渴,而下感到累人。根据们的体会,他的文风可以归结为“三讲四不讲”。即讲直言不讳的话,讲解决问题的话,讲科学提炼的话:不讲长话,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8 p, f0 C7 [3 w/ ]$ x& y
* O/ v3 P/ b: B. t+ D 先谈几个“不讲’。首先是不讲长话,邓选三卷全书不含目录、注释,共383页。但确如理论家们所说,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全书共收录文章119篇,最短的不足百字,最长的南巡讲话7500字,还是四个地区的讲话综合整理的,开会、写文章,他历来主张长话短说,话不离题,反对重复罗嗦,东拉西扯。他曾经毫不客气地在一个开得时间大长,重复发言大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这个会开得不好,互相攻击。他还说过,没有话就把那个嘴巴子一闭。对他自己当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不得不做的长篇讲话,他也不主张各地报纸都转载,说:“浪费多少纸张啊厂这些意见和做法,对我们领导机关改进会风,提高议事效率,以及写文件、办报刊都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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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 A k7 y6 a& V* D" \6 Y 第二是不讲空话。他的文章、讲话,都是有的放矢,论述有据,言之有物的。“他不造成脱离实际的理论战,公开申明“不搞辩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他最早提倡团结一致向前看,节省了全党的时间,避免了同志间因意见分歧而产生的不和。历史经验证明,长时间的论战或者辩论,很多都是空对空的,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只有实践才能对某种理论。路线,某项政策做客观公正的结论。无论国内问题还是国际争端,他都反对纠缠历史旧帐,主张”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他也多次告诫领导干部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例如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后,近年来他就强调两点,一是为知识分子办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二是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使全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上有了切实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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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不讲套话。他的每篇讲话,每篇文章,都是自己的语言,总是富有新意。他很少重述别人说过的话,自己能说明的问题,则不引经据典。在任何境遇下,都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念由别人写的讲稿。就是一面句话的题词,他也能使之含怠深远,不落俗套。比如“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毛泽东当年所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的警句,都是可以并列史册,流传于秋的。不讲套话的又一个表现,就是他不是逢会必讲,有求必应。领袖人物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做到主口玉言,没有调查研究,思考准备,要讲也难以摆脱套话,不可能讲出有见解、有份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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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e! X6 @( ~/ z) G 第四是不讲大话。他的著作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没有多少大搞大办。以经济建设为例,他是极力强调咬住这个中心不放的,但没有重提过去响彻全国的赶英、超美,超世界水平等类的宏图大志,而是实实在在地提出分三步的设想。80年代解决人民温饱问题,90年代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全党统一了发展战略,各级政府都在为实现这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设想安排计划,广大人民也有了看得见的奋斗目标,在国际交往中;他戒绝了夜郎自大的作风,总是强调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学习中小发展中国家的长处和经验。7 a) n- }' R2 H0 U# |
, t. Q8 e& }% E) [ 与“不讲”同时体现出来的是“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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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讲直言不讳的话。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他历来的讲话、文章,不唯上,不唯书,不看势头、不看风向,不怕违背舆论,不怕冒犯权威,总是面对现实,直言不讳。在毛主席逝世不久,全国大赞领袖丰功伟绩,继承领袖遗志,“两个凡是”充斥各种文件报刊的时候,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全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为随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借案,摒弃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打下了理论基础,进行了舆论准备。我们党历来要求党员全面系统的学习掌握马列理论(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他则实事求是地提出学习理论要精、要管用。他说,我就读得不多,我就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把广大干部群众从费时费力、收效不大的所谓系统学习中解放了出来,把时间精力投入改革和建设实践。大胆地试,大胆地创,扎实地干。试出了新经验,创出了新局面,干出了新成绩。他最先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但是同时强调要适合中国国情。”他不讲别的国家是假民主,只讲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说有些东西不符合中国国情,有些东西中国现在条件不具备。他的这些务实的言论,也得到了国际上不少著名政治家的赞同。施密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反对西方有些企业把自己的根本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社会。他说:“假若邓小平不仅在经济上搞改革,而且在政治上尝试实行公开性,那么,中国目前也许正探陷混乱之中。”( Z- v3 M+ Z( L% D8 a: B2 \5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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