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秘书》回忆录节选

江西老秘 · 发表于 2012-8-26 08:52:52

在毛泽东身边十二年
　　● 林克口述王凡整理
　　
　　林克,从1954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后兼顾国内问题,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2年之久。
　　
　　我给毛主席当英语“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使毛泽东感到需要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几经物色,正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我被选中。1954年10月,我住进静谷的一个四合院,和逄先知住在一起。当时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负责人田家英,就住在我们隔壁的另一个四合院内。庭院古老,三两个人住在里面空荡荡的。走出小院,毛泽东居所丰泽园的尖尖屋脊,尽在视野之内。后来因工作需要,又搬进丰泽园,与毛泽东的寓所相邻,院内有个小花园,主席经常在此踱步小憩。
　　在见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到我。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钻研,否则可能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帮不上主席的忙。”身兼毛泽东政治秘书的田家英,说出了自己多年的体会,我由此得知毛泽东对秘书要求较高,不免对自己能否胜任,生出一丝疑虑。但党交给的工作就要尽全力做好,是我的信条。
　　担任秘书工作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边。在此之前,作为记者的我曾因采访到过香山双清别墅。那是我第一次走近毛泽东。池水清凌,树影婆娑,却无法拂去我心中的忐忑。刚刚在池中舒展的毛泽东,情绪颇佳,微笑着让我坐到身边,工作人员已为我们斟好了茶。
　　“什么地方人哟?好大年纪?”毛泽东乡音难改。
　　“籍贯江苏。29岁。”未脱拘谨的我,出语简捷而规范。
　　“口音不大像嘛。”
　　“是的,我小时候在保定读书。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往北京,后来上了燕京大学,读国际经济专业。”
　　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南北游历中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儿。此时我提到保定,立即引起主席的谈兴:“保定很有名喽。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私人花园。”
　　触及历史,毛泽东谈锋更健:“曹锟用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于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曾于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往事如烟,可毛泽东却能信手拈出与话题相关的一段。
　　“你做我的老师,教教英语,好吗?”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我恢复了平静自然。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言罢,抱了抱拳,无忌地大笑起来。
　　我新接受的工作中,即有教毛泽东英语一项。我从有关人员那儿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儿入手,尚无头绪。于是我建议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泽东欣然同意。我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学英语的兴致颇高,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他常能挤出时间学习,一般是个把小时,有时三四个小时,兴致高时,最多达七八个小时,甚至在出巡的火车、轮船、飞机上,这种学习也不间断。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做毛泽东“飞机上的工作照”,据说郭沫若还为之赋诗一首。实际上并非是工作照,而是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
　　对此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1957年春,毛泽东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件。当时我正教毛泽东学英语。两份“文件”是《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侯波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毛泽东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时间是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我的日记上有记载。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他频繁地与各共产党国家首脑晤谈,并参与起草了共同宣言。毛泽东还多次发表讲话,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可他的学习却始终未曾中断。每每在天色未明时,他就邀我到他的寝室――当年俄国沙皇的寝宫去领读。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他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但他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给自己定了7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在我珍藏的大量毛泽东手迹中,不乏这样的短函:
　　“林克同志,选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志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学习的执著。
　　毛泽东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的误读。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随着我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在周恩来身边的八年
　　● 纪东
　　
　　1961年,我应征入伍,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新兵。到1968年时,我已成为警卫协和的一名指导员。那年8月的一天下午,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把我叫到他的家中,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向我宣布了一个令我十分意外的消息:“从即日起,调你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做秘书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因为被派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责任千钧重,尽管很光荣,但更多的还是意味着使命。
　　到周总理办公室后,我开始了长达8年的秘书生涯。
　　
　　伟大和平凡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人
　　
　　记得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就曾听老同志讲总理有自己的修养要则。总理逝世以后,《周恩来选集》出版了,我才读到了那篇文章,即《我的修养要则》。那是1943年在重庆红岩村整风学习时,总理为自己制定的,其中第六条,他深情地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几十年来,总理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并终生不渝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总会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筒,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经常有人打进电话,让我们向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始终没有改号。
　　有一次,我随总理从西山回来,当车子经过京西五棵松时,总理忽然问道:“这五棵松怎么只剩下三棵了啊!那两棵应该想办法补上才好,五棵松五棵松嘛,这里有个汽车站,外地人一看三棵松就会莫名其妙,应该把它补齐,让外地人好知道的确是到了五棵松了……”凡事他都和群众的利益联系,他的心就是这样被群众的利益牵动着。
　　那是1974年6月的一天,总理刚刚动完手术,就坚持翻看一些文件和材料,突然他的目光集中在一封人民来信上。这封信反映了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里贵一分钱,农民生活困难,常为柴米油盐发愁。总理深知一分钱对贫困山区群众的分量,他躺在病床上立刻和李先念副总理通了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记得有一次我随总理外出,车子到府右街时,忽然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从临街的胡同里骑车出来,撞到了总理的车上,车停了一下,总理着急地问怎么回事?当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说明情况并告诉总理问题不大后,事情就留给后卫车去处理了。但总理一路上始终惦记着这个孩子,他不时地说:“你看,不小心,把人家孩子给撞了,现在不知怎么样了?”因为我当时刚从西安探亲回来,就想给总理讲讲一路的见闻,把他的思路引开,可总是做不到。下车以后,总理立刻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问:孩子受伤了没有?住院了没有?后来当知道孩子真的没伤着,只是把衣服撕破了一块后,便叫警卫人员立刻买了件新上衣给孩子送去。
　　敢于承认并公开别人不知道的缺点和错误的人,是堂堂正正、无私无畏的人。周总理就是这样的人。
　　被周总理称为地下工作者“三杰”之一的熊向晖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书中写到这样一个情节: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了。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保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
　　
　　几十年后,我有了与熊向晖同样的感受。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周总理从头天下午起床后就接连开会,批阅文件,处理各种事务,到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以上。
　　突然,周总理在卧室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像平时一样,拿着准备记录的小本子和铅笔,快步赶去。进门后,我看到邓大姐也在。周总理靠在床头上,那张特制的小木桌架在双腿上面。
　　我站在周总理跟前说:“总理,您叫我?”周总理没有交给我批阅过的文件,也没有交代其他要办的事情,而是郑重、严肃地对我说:“我和你说件事情。”
　　他拿起一个16开的大牛皮纸信封对我说:“你看,我写错了一个信封。”说着,他把信封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用铅笔写着:
　　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十月
　　林彪叛逃之前,周总理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封,通常都是这样的格式。我看完后,并没有感到十分惊奇,我意识到这是周总理在极度疲倦状态下出现的笔误。因为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给毛主席写的报告很多,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差错。
　　周总理等我看完,又说:“我给主席写完报告,写信封时有些迷糊,写错了。我和大姐说后,叫你过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让你知道,以后注意帮我把好关。你现在就把这个信封销毁吧!”
　　我也很郑重地回答:“好的。”说着,就把信封撕碎,扔进了废纸篓。说真的,我撕着信封,听着周总理对我说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我为周总理对我的信任而深深感动,也对他的坦诚由衷地敬佩。
　　事后,周总理还叮嘱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咱们三人知道就是了。”我说:“记住了。”随后,周总理又重新写了一个同样大的“呈毛主席阅批”的信封,并把已写好的报告交给我,嘱我发出。做完这些,他才准备睡觉。
　　事后,我一直在想,写错信封这件事,只有他和邓大姐知道。发现写错后,他撕掉也就算了,为什么要把我叫去,对我说了以上那一番话?我深深地感到,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出于周总理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因为周总理是林彪事件专案组组长,林彪专案材料由我负责保管。二是因为周总理要我们以此警醒,引以为戒,防止出现类似问题。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要注意替周总理把关,特别是把好政治关。周总理如此繁忙、劳累,又在患病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超负荷工作,为他把关,也是我们秘书的重要职责。三是体现了周总理品德的高洁、人格的伟大。错了就是错了,哪怕是别人不知道的错误,他也不隐瞒、不回避,而是主动昭告他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可信任、可依赖、可托付的人!
　　两位老人的一次亲吻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了,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
　　
　　这段朴素、优美、充满深情的文字,出自84岁高龄的邓颖超大姐之手。
　　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邓大姐睹花思人,浮想联翩,深情远意,倾注笔端,写下了这篇散文,题为《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怀念逝去12年的同志、战友、伴侣――周恩来。
　　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相识于天津,但不是一见钟情,是共同的志向、理想,让他们彼此心生爱慕。“只有志同道合,才能共同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这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共同的爱情观。
　　在我们眼中,总理和大姐的爱,深沉、浓郁、真挚,是信念理想毕生不移的一致奋斗,是思想感情自始至终的倾心交融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爱呵护。
　　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对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但在他的心底,对邓颖超有一种生死相依的情感。
　　1969年岁末的一天,邓大姐感冒,头疼发烧。晚上9点左右服过安眠药以后,大姐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许奉生出去倒洗漱水,告诉大姐,等自己回来后,再扶她上床。没等小许回来,大姐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发作快,她走到床边时,腿一软,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大姐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摁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来帮忙。这时大姐已进入昏迷状态,身体瘫软,小许忙数着她的脉搏,幸好正常。高云秀来了仍不放心,便急匆匆跑去叫大夫。当时总理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邓大姐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姐床边。一见大姐“昏迷不醒”,情急之中,总理忙俯身挽住大姐的上身,连声疾呼:“小超!小超!小超啊!”呼声,催人泪下,感人至深。那是恩爱夫妻情真意笃、相濡以沫几十年,生怕离自己而去的一阵深情而急切的呼唤!
　　我还有幸看到过总理和邓大姐亲吻的场面,也是唯一的一次“亲吻”。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派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然激烈,美国飞机经常在越南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此行的安全担忧。邓大姐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但那几天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直到得知总理的专机已进入我国领空,并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那天我们所有在家的人都聚集在客厅迎接总理归来。总理一进门,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道:“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也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我这个年轻人惊得目瞪口呆。

　　总理“哈哈”地笑着,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拥抱在一起,总理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不记得看到这个情景的我们,当时是否鼓了掌,反正大家为总理平安归来而欣喜,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感动不已。
　　周总理曾经说过,邓大姐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的爱。我想,正是总理和大姐一起用热情和理智浇灌着他们的爱,他们的爱情才如此深沉、浓郁和真挚。
　　
　　给宋庆龄当秘书的零星回忆
　　● 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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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看似性格暴烈,但他胸怀宽广,对工作人员的过失,甚至严重过失,只要不是品质问题,他都能宽容。有一次许世友乘车外出,他坐前排副驾驶位置,坐在后排的警卫干事摆弄着手枪。突然间“砰”的一声响,走火的子弹贴着许世友左耳打到车前的玻璃上。好悬啊!如果子弹再向右偏5公分,后果不堪设想。回到家里,警卫干事惊魂未定地坐在那里,等候处理。在那个年代,这件事说有多大就有多大,我们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后来,军区保卫部门介入调查,当有关部门征求许世友对这个警卫干事的处理意见时,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不是故意的。这位同志跟随我多年,非常忠诚,我的意见,一不处分,二不调走,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就行了。”许世友如此宽容,令所有工作人员颇为感动,特别是那个警卫干事,认真吸取了教训,更加尽职尽责,在工作中也有了很好的发展。
　　我从1973年12月29日到许世友身边工作,到1976年8月调任他处,前后将近3年。3年时间不算长,但许世友司令员可亲可敬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高层秘书》〕

刘志强 · 发表于 2012-8-27 11:51:55

很受启发，拿来仔细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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