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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永恒的政治坐标（人民观点·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①）
“七一”重要讲话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时代课题。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奋斗，这是共产党人最为鲜明的政治本色。“四大危险”的论断极富忧患意识地剖析了损害政治本色的现实挑战，是对全党的殷殷告诫。
“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课题。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90年的奋斗史包括60多年的执政史，无时无刻不在拷问这些问题。那些浴血牺牲的革命先烈，那些无私奉献的党员干部，用生命和奋斗回答着这些问题：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就把“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作为人生的坐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始至终为人民利益奋斗，这是共产党人最为鲜明的政治本色，也应是中国共产党与古往今来一切其他治理者最为本质的区别。
岁月长河中，有传承与光大的行进，也有消磨和腐蚀的风险。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今天的共产党人，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不仅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而且面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fubai的危险”。这“四大危险”，极富忧患意识地剖析了损害政治本色的现实挑战，是对全党的殷殷告诫。
精神懈怠则无法凝聚人民力量，能力不足则难以满足人民期待，脱离群众则极易违背人民意愿，消极fubai则势必危害人民利益。如果任由这些危险成为现实，不仅使党员干部精神堕化，权力异化，“朝气消而暮气生，锐气遁而惰气深，清气降浊气升”，更会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伤害，最终将影响人心向背。
这样的认识，绝不只是逻辑上的推演。以政治本色这面明镜作为鉴照，现实中一再响起危险的警报。我们从未忘记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但也需警惕“替谁说话”等脱离群众的言行；我们从不缺乏突破禁区的改革勇气，但也要看到一些干部畏首畏尾的疲态，把问题拖大拖炸，将矛盾“击鼓传花”；我们从未减弱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但也应直面贪污fubai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
历史教训，殷鉴不远。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注定要“雨打风吹去”。
历览兴衰治乱，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密切联系群众是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最大执政危险。“七一”重要讲话一万四千余言中，“人民”一词出现多达136次。如此高的频率，折射出执政者对人民的尊崇——永远不能忘记“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群众“当亲人”；更彰显了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深刻认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才能获得执政基础和力量源泉，才会赢得更为光明的未来。
今天，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检验着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也蕴含了新时期永葆政治本色的关键点。思想观念多元，秉持公心、谋求公利才能凝聚人心；利益诉求多样，善听民意、善用民智才能达成善治；改革攻坚克难，洞察规律、砥砺勇气才能乘势而上；发展矛盾凸显，尊重权利、包容共享才能促进和谐……
75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人，就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和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站在90年历史新起点上，如何让人民成为永恒的政治坐标，如何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作出回答。

“精神懈怠”是改革大敌（人民观点·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②）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历经三大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穿越90年激流险滩，行走在一段相对开阔平静的水域。枪林弹雨的考验已成往事，筚路蓝缕的建设写入历史，但是，新的航程中，风险与挑战并未减少。正如先哲所言：“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也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最大的危险是意识不到危险。我们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要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未来不到40年时间里带进现代化。巨大的社会转型隘口，发展的矛盾与问题“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如何克服倦怠情绪保持旺盛斗志，以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在深化改革中不断闯关夺隘，历史的责任就这样现实地摆到我们面前。
中等收入的“拉美陷阱”，以权力支撑财富的“西班牙幻影”，创新乏力的“日韩困境”……当改革从“摸石头”进入“深水区”，各种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现代化关键期，如果不能顺利转型乘势而上，就可能不进则退，失去发展的机遇，陷入长期的停滞。反观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有的躺在功劳簿上当“太平官”，患得患失不敢改革；有的面对风险难题当“葫芦官”，畏首畏尾不愿改革。民谚为之画像：“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群众讥之为“庸官”，讽之为“昏官”，既责其尸位素餐，更忧其贻误发展。
“政怠宦成”，或因既往成就遮住了视线，或因既定格局缚住了手脚，更深层的原因，是囿于个别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利益不断分化，主体日益多元，诉求日趋多样。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政务、财务透明化到收入分配合理化，很多改革必然触动个别利益、涉及深层利益，带来阵痛甚至风险。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面对大有可为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要求，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永久奋斗的朝气，才能打破利益的樊笼，克服前进的阻力。假如让精神在利益的温床上懈怠下去，只会滋生暮气、惰气甚至邪气。
对于可能出现的骄逸和懈怠，我们党始终高度警惕。从毛泽东同志勉励全党“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要有“一股子气呀、劲呀”。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是一个决意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政党必须一以贯之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曾开出根治“精神懈怠”的药方。1945年，黄炎培到访延安，发出周期率的警思：“大凡初时聚精会神，……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毛泽东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60多年前，我们党曾将夺取全国政权喻为“进京赶考”。今天，历史条件变化了，“赶考”的精神没有过时。靠人民的监督警示自己，以人民的期待鞭策自己，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以百倍的勇气推进改革大业，以振奋的精神赢得未来。

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人民观点·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③）
时代是一条不息的河流，前人的功劳簿不是后人取之不竭的支票。满足于过去的辉煌，执政兴国的本领不能与日俱增，昨天的诺曼底可能就是明天的滑铁卢。正因如此，胡锦涛同志总结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时，把“能力不足”列入其中。
一个发展的社会，永远都会有新的目标、新的矛盾。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永远都要警惕能力不足的风险。
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土地革命的十年烽火，走向建设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向风起云涌的外交舞台；从计划经济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海……无论道路多么曲折，不管学费怎样高昂，中国共产党以出色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次次击碎貌似不可战胜的困难，一步步走到今天，彰显了一个先进性政党永立时代潮头的英雄本色。
然而时代是一条不息的河流，前人的功劳簿不是后人取之不竭的支票。满足于过去的辉煌，执政兴国的本领就不能与日俱增，昨天的诺曼底可能就是明天的滑铁卢。正因如此，胡锦涛同志总结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时，把“能力不足”列入其中。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不再贫穷但远不富裕，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复杂繁多；正面对这样的课题——在社会深刻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和风险呈现多发高发的态势；正遭遇这样的时代——知识更新换代周期日益缩短、频率不断加快……
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场景：解决了温饱，食品安全事件却此起彼伏；人均居住面积不断增长，房价高涨又随之而来；蛋糕越做越大，有人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告别了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障公平，既要深化改革、又要保持稳定，既要鼓励竞争、又要整合利益，种种“两难”问题充分说明，发展的速度越快，继续推进的难度越大，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发展的程度越深，需要解决的难题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所面临的考验甚至比过去更加严峻。
这无疑是令人焦虑的现象：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时有所闻，有领导干部感叹“群众不跟我们说真话了”；一些地方GDP崇拜挥之不去，却在社会建设和化解矛盾方面踯躅不前。面对“未知远大于已知”的网络环境，面对尾大不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面对日益凸显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面对公共需求的无限性和公共服务的有限性，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捉襟见肘、动辄得咎的背后，是一些党员干部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准备不足，是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意识不强，是落实科学发展、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不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经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如今，“本领恐慌”依然是现实的挑战。“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进一步增强思想建设的能力、主导意识形态的能力、领导发展的能力、利益调节的能力、资源整合的能力、完善制度的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党员干部需要学习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任务是如此之重。保持先进性教育、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无不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
1997年，在英国蛰伏了18年的工党终于在大选中击败对手。人们问新任首相布莱尔：工党为什么在野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反思过去18年的沉寂，布莱尔说：“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却没变。”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思想要跟上，本领要增长。停滞意味着倒退，守成就什么都守不成。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永葆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政治本色，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历史学习，向世界学习，克服老化退化，在新挑战中磨砺新本领，这始终关系到我们党在人民选择中的生存、在时代变革中的发展。

有“血肉联系”才有“民心长城”（人民观点·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④）
“脱离群众的危险”，险在倘若干部不能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便会导致民心的离散。心中有没有至高无上的人民分量，有没有至真至纯的百姓情怀，决定了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牢固程度。有“血肉联系”的密不可分，才有“民心长城”的牢不可破。
从高速到高铁，从手机到互联网，从QQ到微博，山高水长路遥的时空局限不断消解，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条件今非昔比。从38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到8000多万党员，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大幅跃升的综合实力，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到市场经济的生机活力，我们的社会管理在不断创新，党为人民谋利益的能力今非昔比。
有了今非昔比的条件和能力，干部就可以有更多时间与群众在一起，有更足精力倾听群众心声，有更大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使“血肉联系”更紧密、更牢固。然而也有不少群众抱怨，现在干部在饭桌上推杯把盏的越来越多，下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的越来越少；仕途应酬联络的越来越多，与群众交朋友的越来越少；群众恳求干部帮忙的越来越多，干部主动为群众谋利的在一些地方时有减少。
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对全党发出防止“脱离群众的危险”的警告。上述情况表明，保持“血肉联系”不在于外在条件和环境，更取决于内在情感与心灵。种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归根结蒂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感情出现疏离。当干部与群众的心不能相连，情不能相系，意不能相通，便不可能有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便不可能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方法，便会出现在权力使用上违背群众利益，导致干群之间的龃龉、隔膜、不信任、冷眼相向等等情状。所谓“脱离群众的危险”，险在倘若干部不能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便会导致民心的离散。
17世纪末，康熙有著名的“不修长城修民心”论：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固，而边境自固，道破的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90年来，中国共产党把党同人民的关系确立为“血肉联系”，不断强调党的根基在于人民、血脉在于人民、力量在于人民，正是这一治党治国的理念，成就了党举世瞩目的历史功勋。90年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革命年代的“铜墙铁壁”，是当代中国的“民心长城”，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构筑“民心长城”，前提就在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心中有没有至高无上的人民分量，有没有至真至纯的百姓情怀，决定了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牢固程度。可以说，有“血肉联系”的密不可分，才有“民心长城”的牢不可破。
当年，四川农民来首都“白日点灯”抗议饥饿，彭真非但没有将其投入监狱，还安排他异地安居；知青为回城表达诉求，王震接见材夜思知青，没有抓一个人。今天，一些地方公共安全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增多，中央领导同志强调，干部遇到困难和矛盾要挺身而出，主动解决问题；对一些群众出现的激烈情绪，当地领导干部要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地做工作。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血肉联系”这一执政理念的一脉相承，都是“民心工程”这一治国方略的一以贯之。
失去人民支撑，党就没有依靠；没有人民支持，党就一事无成；不为人民，党的一切奋斗就没有意义。归根到底，脱离了群众，“血肉联系”就不复存在，“民心长城”就会坍塌，党的执政基础就危如累卵。这正是提出“脱离群众的危险”的深刻思想逻辑
“消极fubai”是政党致命伤(人民观点·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⑤)
fubai现象蔓延，必定破坏党风清正；fubai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fubai思想滋长，必会令干群“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今天的中国，要应对“四大危险”，必须坚决根治fubai。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执政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度被指为“贪污党”下台，“fubai政治”也接连引发菲律宾兵变、泰国骚乱、突尼斯政变，人们坚信fubai是执政者大敌。苏共的政亡人息，东欧的一夜剧变，政权的更迭更深刻警醒我们，黑色fubai同样会对红色肌体产生极大腐蚀。
对fubai的严重危害，我们党一直高度警惕。防止因fubai导致政治风险，更是我们党始终关注的重点。毛泽东曾告诫全党：fubai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胡锦涛也一再告诫：“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fubai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并在“七一”重要讲话里，把“消极fubai”视作我们党急需直面解决的“四大危险”之一。
fubai的特征是公权谋取私利，必会滋生特权、涣散党心，进而背离党的宗旨、改变党的性质；fubai的性质是掠夺群众利益，必会疏离党群、激起公愤，进而丧失民心、失去政权；fubai的过程往往扰乱资源流动，必会破坏经济秩序、干扰经济运行，进而影响改革进程、妨碍社会发展。长期执政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fubai这一最大危险。
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急需给权力套上制约的笼头；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调试，潜伏着寻租的隐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与发展，增加了fubai的诱因……这是中国躲不过、绕不开的“成长的风险”。如果fubai现象蔓延，必定破坏党风清正，使队伍精神懈怠、人心涣散；fubai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让“精英辈出”、“能力非凡”在错误轨道上产生更大危害；fubai思想滋长，必会导致以权谋私的恣意，令干群“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今天的中国，要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fubai“四大危险”，必须坚决根治fubai。
既要绝不姑息地惩处那些明目张胆的大贪小腐，也要积极铲除fubai期权化、潜gz化等现象；既要坚决制止那种以侵害群众利益捞取升迁资本的个体行为，也要杜绝那些以集体之名催生的“权力部门化”现象；既要堵塞“建好一条路，倒下一批人”的制度性缺失，也要警惕“廉洁不香、fubai不臭”的fubai文化的弥散……这也是为什么，总书记在“七一”讲话连用四个“更加”强调反腐倡廉的紧迫感：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唯其如此，才可能打赢反腐这场生死存亡仗，在人心向背的抉择中赢得民心。
62年前，重庆解放前夕，身陷囹圄的红岩烈士们，面对敌人屠刀，留下一句警示后人的“狱中嘱托”——“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20多年前，邓小平曾经指出：“不惩治fubai，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fubai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些嘱托与警告时刻提醒我们：执政地位绝非一劳永逸，惩治fubai方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