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如下重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与国内大环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第一，从“9 11”事件到十年“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全球反恐的压力减轻，“中国威胁论”再次升级。2001年的“9 11”事件的确重创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战略。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把中国、俄国等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都是以此展开布局。“9 11”后，美国及其盟友开始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首要威胁，才是它们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敌人。尽管过去美国曾经从各种方面支持过拉登的组织，但是，从全局战略出发，美国确立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心目标。很显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所以，美国开始强调加强国际合作，也因此给我国带来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而2011年5月，以拉登被击毙为标志的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使得美国重新获得了推进全球霸主自信，美国全球反恐的重心有所调整。如今，美国越来越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假想敌人来对待，“中国威胁论”也从单方面的经济崛起对他国的“威胁”，扩展到中国军事的“扩张威胁”，乃至于“中国的问题不是崛起不崛起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民主与不尊重人权的国家的强大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第二，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举步维艰，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处于恶化状态。随着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走入死胡同，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华尔街众多大牌金融机构面临冲击，进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欧洲则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之中。今年以来，欧元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欧元区“防火墙”提高至7000亿欧元等，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援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是，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固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单纯实施财政紧缩只会令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财政状况不可能出现根本好转。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根本解决，西班牙和葡萄牙债务问题再次突出，欧盟25国财政契约的可行性面临考验，欧债危机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欧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求各国在接受救助之后加快推进教育、司法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改善经商环境，吸引投资，彻底解决欧债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很显然，如此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必然对我国的外贸造成严重影响。受欧债危机久拖不决、市场需求萎缩影响，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从去年三季度的18.2%回落到四季度6.5%，一季度对欧盟出口则下降了1.8%，其中对德国下降2.9%，而对意大利下降29.4%，下降幅度之大史无前例。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继续受到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延续了去年四季度的下行态势，增速进一步降至个位数，只有7.3%，同比回落22.3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也是1999年以来同期增速的最低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除外）。
    第三，世界政治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我国外交面临重大的考验。无论是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还是朝鲜政权更替之后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抑或是在中国南海区域频繁爆发的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对抗，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国际政治环境比我国过去想象的要恶劣得多、复杂得多。加上，今年是大选之年，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墨西哥、蒙古、委内瑞拉、加纳、肯尼亚、马里、多米尼加、东帝汶、冰岛、塞拉利昂、莱索托、也门都要进行选举。其中，美国、俄国与法国等大国的选举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更是深远，而我国的邻国，比如，韩国与蒙古等国的大选，将直接影响与我国的对外交往。各种因素汇聚起来，这些都将对我国的外交事业带来重大的考验，同时，也要求我们关注新的变化动态，评估我们的政策导向，调整我们的外交战略。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竞争对手的兴起，全球某些制造产业从我国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的现象开始出现。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吸引外资的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加强对各类高污染、高消耗产业的限制，导致一些产业开始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比如，越南正以廉价土地、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免税等优惠条件吸引服装、鞋及计算机芯片的制造商。越南工人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50至60美元，只有中国沿海制造业平均工资的1/3到1/4左右，如此低廉的成本，连中国本土的企业都开始迁往越南。
    第五，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略东移对中国非常不利。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大张旗鼓实施战略东移，重返亚太动作频频。在外交上，奥巴马总统高调展开九天亚太行并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指此乃“落实美国全球战略重大的重新定向”，强调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是要“确立议程与将其变成解决外交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紧接着，国务卿希拉里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美国与日本、印度首次举办三边对话，切磋“海洋安全”，正加紧编织所谓的亚太联盟网。在经济上，美国以 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美国重返亚太在于，以TPP代替APEC，“其他国家若想参与TPP，则须符合同样的高标准，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力及国有企业等”。在安全上，美国鼓吹“航行自由”，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含沙射影地说什么“新兴强国须与邻国建立起信任，在没有恐吓或胁迫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分歧”。美国试图充当南海问题的“裁判”，同时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祭出所谓“空海一体战”。2009年发生的“无暇号事件”（2009年3月8日，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中国渔民与中国渔政成功拦截驱赶美国海军间谍船“无瑕号”）就已经释放出美国力图借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强烈信号。进入2010年以来，从对台军售到美韩军演，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特征日益凸显。美国的政策调整也是希拉里讲话和美越军演的深层背景，也标志着美国的南海政策进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新时期。可以说，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之后，冷战思维却出现重新抬头的危险。美国企图凭借自身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恣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人道主义干预”和“有限主权论”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作者：荆林波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