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国外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

　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为高、中、低3 组。根据2010年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组为人均12，196美元及以上，中等收入组为996美元～12，195美元，低收入组为995美元及以下。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的国家和地区有40个，中等收入组的国家和地区有104个，高收入组的国家和地区有69个。在中等收入组中，世界银行又将其划分为“上中等收入”组和“下中等收入”组。前者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946美元～12，195美元之间，后者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96美元～3945美元之间。根据这个标准，目前上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有48个，下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DP就已达到4393美元，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的复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着重刻画了当某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无法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而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并特别指出东亚地区普遍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变，警告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世界银行又在《强劲复苏与风险积累》中进一步强调，由于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又无法提升自身所在价值链的位置，进入服务于创新为主的更高发展阶段，因而不得不在产业链的较低水平处竞争，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难以避免。该报告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描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社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等。

　　从世界各后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无外乎有两种发展方向，或者如日韩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或者如阿根廷、墨西哥等为代表的国家，其发展水平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组，被称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赶超，必须转换增长模式，从原有的以模仿为主要形式转为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并配合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提升产业结构、恢复以往被向下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等措施。

　　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20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在全世界200多个经济体中，仅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约半数的国家仍停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少数甚至尚未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能够顺利实现中等收入阶段跨越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少之又少，成功跨域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组的只有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他们从脱离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进入高收入国家共计用时20年左右。而以拉美为代表的部分后发国家尽管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脱离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种种原因使这些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组的时间无限期延长，其中阿根廷滞留在中等收入国家组的时间已将近50年。后发国家并非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不同收入阶段的升级，也有可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随之停滞。这样，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就成为研究中关注的重点。综合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所采用的发展战略，可以发现他们具有的共同点，其主要的发展战略包括：提高投资率、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和超贬本国货币来完成低收入阶段向下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控制贫富差距、提升产业结构和研发能力来完成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并最终实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赶超。

　　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转变原有的发展战略成为最终顺利实现赶超的国家的共同特征。这些战略调整主要包括：

　　特征一：投资率先升后降。依靠高投资率跨越贫困陷阱，在模仿阶段I中保持高位，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最大值出现在模仿阶段II中，此后投资率下降。

　　特征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前期收入差距扩大，激励生产资源流动以实现优化配置；后期收入差距缩小，提高中产人群比重，维护社会稳定。

　　特征三：先模仿后创新。前期模仿世界领先技术，节省成本，充分发挥本国的后发优势；后期转而自主研发，保证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动力。

　　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变化。在1945～1955年，日本社会通过压低民间消费需求，来提高投资水平，特别是设备投资，并借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来化解内需不足的矛盾。日本的投资率1952年为21%，1966年上升到32%，1970年进而升至39%；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基本完成工业化，其城市化率也在1970年达到72%以上，投资率随之开始下降，1973年降到38%，1980年为32%，1993年为29%，2006年进一步降到20%左右；相反，日本的消费率1950年为77%，1970年降至59%，在日本完成工业化，逐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后开始上升，1973年消费率为61%，1980年提高至68%，2006年达到75%左右。日本投资率的拐点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此时日本国民的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为2010年的10，760美元），恰好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附近。同时，日本政府主导调节收入分配的活动，也使得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这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进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稳定社会。

　　相反地，也有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表明，即使成功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仍然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笔者认为，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对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推动力会显著下降，甚至成为阻力，如：收入分配差距适当扩大，有助于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进入特定发展阶段后，如果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可能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伤害经济激励的有效性，破坏社会稳定，使人均收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徘徊于中等收入组的国家，其发展战略也具有某些共性，可整理为：

　　特征一：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引发社会动荡。

　　特征二：不适宜的福利保障，使经济增长丧失动力。

　　特征三：以模仿为主的制造业，难以向自主研发支撑的高端产业升级。

　　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上很多国家长时期内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南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得国内需求增长缓慢，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引发大量的贫民窟。同时，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也被迫中断，至今仍陷于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实现经济的赶超。

　　巴西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到70年代人均GDP就已达到450美元。但因为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城市化超前、产业结构失衡、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致使上世纪80年代后的巴西经济开始缓慢增长，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组中。由于巴西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较低，自有资金难以支撑经济起飞，不得不引入外国资本以及技术，因而外债水平高企，使巴西自主创新的能力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同时，巴西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尽管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励人们将资源用于生产，但随后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则引发了国内的社会动荡，也抑制了国内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随着国民收入分配越发失衡，社会中的富人开始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但随着财富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就使得消费力量下降，产品的国内市场受到限制。196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是0.5，1995年高达0.6。1999年巴西1%人口的富人拥有53%的社会财富，而20%的贫困人口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此外，巴西过早的福利赶超也增加了生产成本，丧失了原有的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发展道路使得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失业人口集聚成为城中贫民村，过度的城市化还造成城市发展占用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降低工业化的速度。

　　汲取世界各后发国家经济实现赶超的历史经验，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经济停滞的教训，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就在于适时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新世纪以来的10年间，我国投资率仍在上升，而消费率则是一路下滑。2011年中国消费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不足48%，这其中还加计了政府消费，若以居民消费量来计量，则只占到GDP的三分之一。国内居民消费乏力，一方面是个体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增加的理性反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消费份额就被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发展战略挤占了。可见，提高居民消费量，不仅仅要转变原有的极度依赖外需发展战略为内外需并重的发展战略，更要矫正压低劳动力等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同时，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形式也要适时作出调整。从技术进步的动力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不断缩小，低成本向外国模仿的后发优势在逐渐丧失，进而原有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下降。如果中国的企业不掌握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业升级就会停滞，而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加工型产业会被挤出，这就极易使中国经济丧失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实现技术进步形式由模仿到创新的转变，促使产业结构升级，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与风险。如果能够实现通过自主研发为主体形式来推动技术进步，我国就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否则，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泥潭难以自拔。

　　此外，在关注消费率总体提升、技术进步形式由模仿到创新的调整的同时，我们还要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制约着原有发展战略的转变，进而伤害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且，由于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过低的中产阶级比重无法促使“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成功转型，不利于国内消费增加，更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魏 枫

　　（本文获得2011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低碳约束下的黑龙江省经济实现赶超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512238〕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