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生态环境

   2011年底，福布斯中文网发表了题为《当代最大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中产的崛起》一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已超过了美国人口，并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并不是“占领华尔街”，也不是意大利面临的债务违约危机，而是中产阶层的崛起对全球未来具有深远影响。从社会发展考量，中产阶层不仅具有市场能力和知识技能，是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体力量，而且其形成及成长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中国社会中产的现实情境并不容乐观，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相互交织，关联性、敏感性、聚合性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沈瑞英教授撰著的《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年 1月出版），针对中产“亚健康”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化”，从另一种视角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以及与社会秩序关系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文中所指“中产阶层”大致相当于通常使用的中等收入阶层——编者注）。
    沈著研究中有一个鲜明论点，即转型社会利益主体多维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行为复杂化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从历史纵向而言，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产阶层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由政策导向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概念，是一个新兴的阶层；从社会横向而论，界定其与各阶层之间关系的依据已不再是政治划线抑或意识形态，而主要是职业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的差别。相比较西方中产阶级来看，是一种不同制度文化与体制背景下社会转型的产物，多元性、矛盾性与复杂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著作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分析，把握住了中产具有源于国情及制度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个性特征：即缺乏群体意识、对体制具有依附性、地区性差异较大、消费文化欠成熟；中产既未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又在内部结构上显示异质性，并体现出职业、身份的非稳定性。
    著作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当前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发育、成长出现“亚健康”病态状况（可称为“中产病”）。这主要表现在“中产阶层的地盘”的社会中介组织混乱、“体制内阶层”腐败怪象等问题。如作为“中产阶级孵化器”的高校显现办学浮躁、政学不分、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以及学术腐败等乱象，凸显出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大学理性秩序紊乱与道德规范失衡。当一些大学教授、教师的权利与尊严被等级化、行政化和官僚化，还能指望大学有多少博雅之气？还能指望高校有多少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因此，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必然会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同时，这也是中产阶层成为转型期社会负面效应“替罪羊”、中产阶层成为“伪命题”的原因。
    在热切关注现实与深刻思考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关系的过程中，作者还提出“中产‘亚健康’，社会‘亚稳定’”的论点，认为中产阶层在制度环境变量下，他们有可能成为社会上层的挡箭牌，是社会上、下层夹缝中的“三夹板”，是卷进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流险滩和风口浪尖上脆弱、敏感的社会群体。这一阶层的“亚健康”带来的正是社会道德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权力腐败加重、社会矛盾凸显与各种冲突增长、人们心理承受力下降等构成的社会“亚稳定”隐患。同时，倒丁字形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结构紧张等问题，有可能使得“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渐行渐远，使中产阶层发育、发展出现“南橘北枳”和“被异化”现象。2010年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显示（沈著引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2011年中国法学网对业内人士进行网上调查显示，认为我国法律实施状况很差的占60%、较差的占20%。在半数以上公司白领、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弱势，当80%的法律界业内人士认为法律实施状况差的情况下，社会秩序稳定将会难以实现。
    从社会现实与发展考量，中产阶层的社会作用与力量的发挥，不仅要取决于自身内涵发展，而且要取得同社会各阶层和国家的良性互动；中产阶层是具有市场能力和知识技能的，但是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制度扶持与规范；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制度生态环境的培育和引导，需要在不断创新的制度文化中提炼内涵、升华价值和熔铸精神。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存在“中产病”状况，以及在社会矛盾中的冲突与变数，不仅应促使执政党与政府直面矛盾、冲突与隐患，而且也应使我们高度关注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社会生态系统。沈著为此提出“在缺乏健全的社会建设和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是走不出公民社会的”观点，强调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尤其重要。著作中层次递进，深刻阐释应从顶层设计、中观监督、社会建设等三个层面上进行政策谋划与制度建设。其一，对中产阶层的扶持、培育与发展必须统筹谋划、必须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整体性思维的“顶层设计”、“顶层推动”和“高端发展思路”。其二，以制度建设对地方基层政府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对地方利益和地方基层政府竞争秩序加以治理。因此，必须加强对地方基层政府“一把手”的专权以及其他官员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三，以“制度包容性”发展社会组织。构建政府主导、“政社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为重点的多元参与、“合作共强”的社会管理模式，从制度上推动多元社会组织发展和释放社会活力。这不仅是赋予中产阶层应有的权利与尊严，而且是重塑社会价值观和健全与完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战略。
    马丁丁路德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那么何谓公民呢？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诠释为：“公民，一个能够在其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它对在其中制定过的决策有影响。”同西方学者对公民的认识相比较，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基于种种社会因素，在公民素养和意识方面同现代民主政治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对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建设是极为不利的。沈著还依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我国转型时期建设与发展公民社会的制度路径选择安排，如“观念先行、制度优先”模式；以“制度选择文化”、“制度引导文化”，积极推动公民文化发展；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政府必须理性主导、扶持与培育中产阶层的发育、发展；以制度创新遏制制度性腐败，实现制度正义与社会和谐，等等。这些理论探讨对推动当前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鲁迅曾言：“在未有天才之前，须有培养天才的土壤。”同样，中产阶层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要健康、成熟地发展，我们就必须高度关注其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作者：邓伟志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