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企业用工难问题研究综述 肖 飞

内容提要：针对200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新一轮企业“用工荒”现象，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广泛研究。他们认为此轮“用工荒”问题不简单等同于六年前出现的“民工荒”，虽然从表面上看两者有许多类同的地方，但深层次原因则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体制完善等问题密切相关。本文对这些学者的观点作了一个简要的综述。



关键词：企业用工问题  研究综述



自六年前国内首次出现“民工荒”后，大量研究随之出现，学者的研究多从劳动力供给、转移、需求及制度设计、结构调整等方面加以展开。针对2009年下半年以来出现新一轮企业“用工荒”，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之前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此轮“用工荒”问题不简单等同于六年前出现的“民工荒”，虽然在表面上两者有许多类同的地方，但深层次原因则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体制完善等诸多问题密切相关，解决“招工难”、“用工荒”问题，取决于企业转型和结构调整能否顺利推进。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性减少，原先劳动力数量“供远大于求”的局面开始反转。刘传江等基于劳动力供给角度揭示了“民工荒”背后的微观层面原因，认为第二代农民工需要被市民化也最易被市民化。胡伟清等研究发现“民工荒”的形成不是因为农民工数量不足，从影响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微观机理上寻找原因，收入、成本、预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罗忆源以“民工荒”背景下自愿性失业青年农民工作为个案研究，发现部分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职业观正在发生变化，适应城市的能力正在加强，对其开展教育培训及市民化引导势在必行。



（二）伴随经济社会逐步发展，劳动力区域性转移和产业性转移趋势愈加明显。姜华东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需要，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在劳动供给上自由选择，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后，“刘易斯转折点”才会真正到来，经济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根本变化。刘根荣设计了一个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的劳动力流动阻力模型，从空间阻力、信息阻力、能力阻力、风险阻力、价格阻力、政策阻力、心理阻力等七方面阐释“民工荒”的微观成因。黎民等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要化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矛盾，必须做到拆除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制度壁垒，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强政府的引导，以及适度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蒋耀建研究发现迁移成本和就业概率决定了迁移人口的规模，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不仅分担城市就业压力，还缩小农民流动规模，农产品价格波动表示的农业剩余波动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提前破灭，但并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



（三）劳动力专业性需求开始主导求职就业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招工开始倾向于专业技术人员及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刘尔铎发现我国广东、福建沿海一些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现象，只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发生的一种劳动力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的暂时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市场供求将会发生变化，这种地区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不平衡会逐渐回落。金泽虎认为“民工荒”假象其实是由许多矛盾包括岗位准入与岗位引力、劳动力供给总量与有效供给、产业趋势与人的素质、教育模式与经济结构、公平与效益、岗位与身份等一系列结构错位所形成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幻觉。



（四）体制机制不健全等一些制度上的障碍仍然是影响劳动力就业及企业需求的重要因素。刘志忠等运用特定要素模型分析表明东南沿海地区厂商投资持续扩张、农产品价格上升、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刚性促成了“民工荒”。其中，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是根本原因，厂商和政府行为的变动可以解决“民工荒”。刘铮认为“民工荒”表明农民工的利益缺乏制度保障，这与建设和谐社会目标是相悖的，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刘林平等认为“民工荒”表面上彰显的是劳工短缺，实际则反映的是社会制度短缺。



（五）社会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双重约束，导致劳动力就业市场供求平衡发生扭曲和配置矛盾。国虹等运用社会交换论的权力结构、权力运用、平衡运作这三个核心概念分析“民工荒”问题，认为要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重塑社会交换关系以求得权力结构和权力运用的适配。李晓春研究输出地“民工荒”问题，发现其主要成因是劳动力无限供给能力的下降和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全面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兼顾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从经济全局出发对产业布局作出统一安排。彭文慧认为2004～2005年出现的“民工荒”有助于纠正我国转轨时期结构性增长效率低下、贸易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不合理、体制转轨滞后及政策与发展不适应等问题。



（六）用工体制机制存在缺陷，企业用工惯性滞后于外部环境变化。季雄等认为“民工荒”既是我国经济升级转型的必然反应，也是我国劳动用工体制改革滞后的应付代价。“民工荒”的本质是“权利荒”，即农民工平等地位的沦落和平等权利的缺失。破解“民工荒”问题的根本思路应当是：依法回归农民工的平等地位与平等权利，深化劳动用工体制改革，构筑以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利为根本的劳动用工制度体系。甘春华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30多年，劳动力配置从一种扭曲状态转为另一种扭曲状态，即从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民工“找工难”与大学生“不愁嫁”，变为目前的企业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这两种扭曲现象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存在的一些“顽疾”，启示我们：要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妥善解决各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立足经济的长远发展，突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限，统筹考虑所有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才能矫正当下劳动力配置的第二次扭曲，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马广志认为企业“用工荒”的背后缺的其实并不是产业工人和劳动力，而是科学的用工机制。因此，今后有关部门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加大和完善用工体制，这样才可能改变一下子出现大量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后大量民工又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局面。



（七）局部地区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劳动力流动收益开始降低。张茉楠认为一直以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然而，当前沿海地区大规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断蔓延的“缺工潮”，使得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缺工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变“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破解“用工荒”，必须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王呈斌等通过对浙江省345家民营企业、11家人才市场问卷调查，分析发现：29.7%民营企业面临“用工荒”，员工缺口比率为28.5%，小企业“用工荒”现象尤为严重；“用工荒”的实质是“技工荒”，初级技工和中级技工最为紧缺；劳动力流动相对收益减少是导致“用工荒”的根本原因，中国正迎来了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要解决“用工荒”问题，民营企业需要提高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地方政府需要营造良好的就业和服务环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研究发现，作为传统劳务输出大省的四川，近段时期以来的确在一定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用工荒”现象，但对“用工荒”现象的性质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从现阶段看，此次“用工荒”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另一方面，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的矛盾正在凸显，如不加重视，“用工荒”在“十二五”将演变为“长期性”和“整体性”的问题。因此，四川应逐步调整劳务输出工作的重心，实现由“单一的扩大劳务输出”向推进“省外务工与省内就业并举”转变，并采取科学制定劳动力资源规划、尽快构建全省城乡统一的劳动力资源数据库、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加强监督执法和媒体舆论的正确引导等应对措施。



（八）劳动力市场周期性自发调节，“用工荒”要求企业转型升级。郑秉文认为“民工荒”和“用工荒”，均由农民工供需失衡造成的价格下降所致，是农民工劳动力要素市场自发调节的周期性结果。作者在价格成因变化的分析中发现，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正在发生变化。“用工荒”是推动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内生动力，是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上升拉力，是促进城镇化的一个市场推力。“用工荒”的出现，无形之中成为具有浓厚的有中国特色的用工价格集体协商谈判的一个自发有效形式，成为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市场机制。面对“用工荒”，政府应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长期内，还应做好人口变化预测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工作。卢万青认为沿海城市“用工荒”具有结构性特点，无定价权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遭遇用工荒，而有定价权的高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则不会遭遇用工荒。“用工荒”现象反映出，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沿海城市仍然滞留在中低端的产业结构，沿海城市这种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



（九）总结。“用工荒”到底是暂时和局部现象还是长期和整体现象，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同时，值得注意的矛盾还有：一边是企业极度需要用工，甚至不惜降低招聘门槛；一边则是某些就业群体（例如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就业困难，隐性失业或隐性就业问题均十分突出。这些都说明，研究当前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并不能仅仅考虑整体区域范围内劳动力总量上的供大于求或者供小于求，而应该从局部小范围着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及行业企业作调查研究，如有必要甚至需要区分劳动力群体作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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