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是经济健康发展之必需

改善民生，不只是一个应对社会矛盾的重大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有效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问题；不只是一个符合民意、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有效推动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正因为民生问题如此重要，所以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改善民生问题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指出：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
    改善民生对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改善民生是有效地扩大消费内需之必需。对于规模较大尤其是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而言，在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外贸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消费内需拉动力三者当中，消费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中国现在的经济拉动过度依赖外贸拉动和投资拉动，消费内需拉动明显不足。201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01722.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401202.0亿元，外贸依存度虽然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但仍高达50.3%，远远高于美国2002年18.2%的外贸依存度水准。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48.6%，而消费率却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47.4%。消费内需的不足，意味着国内市场的不振。这样一来，企业产品的销路便成为很大的问题，再进一步看，经济发展的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有鉴于此，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内需放到了“战略基点”位置，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个重点任务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具体来说，一是要增加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主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实施减税和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来实现。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除了具有“安全网”和“稳定器”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减少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使社会成员对社会及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进行共同的承担。这样，可以大幅度地缓解民众在诸如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可以使民众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进而可以大幅度地减少个人用于“自我保障”的储蓄。与之相联的是即时消费的增加，甚至是提前消费亦即按揭消费（贷款消费）的增加。这样一来，消费内需便可以得到明显扩大。另一个重点任务是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可以说，这是一个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举动。中国目前中等收入人群成员的比例只有20%左右，很难进行有效的消费内需拉动。只有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国家，其消费内需拉动才能够持续保证。原因很简单，就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人群比较而言，高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最强，但其边际消费倾向却是最低的；低收入群体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其边际消费倾向最强，要高于高收入群体，但其购买能力却是最低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购买能力均比较强。纵观各个比较发达而且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国家，其社会阶层构成几乎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
    第二，改善民生是城市化进程健康推进之必需。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城市化的本质与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当中。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目前不少地方的城市化所侧重的是圈地的城市化、道路交通的城市化、楼房建设的城市化，恰恰忽略了农民的城市化亦即人的城市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只是一种“半城市化”。
    中国目前城市化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居住在城市当中的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的“无根化”状态。中国现在的农民工总人数为2.4亿，其中的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当中生活和工作，但农民工并没有享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权利。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同城市居民有着较大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当中，处在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仍然遭受来自多个方面的歧视。对于平等意识日益增强的农民工来说，未来的一个重要行为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歧视现象，结束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客观上看，围绕着这一问题，社会矛盾会有所加重。
    正是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视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生活问题，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在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应当说，这抓到了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只要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并将这种思路落实为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当中，才能完成由原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呈现出一种健康推进的态势。作者：吴忠民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