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维稳形势的特殊性

国际社会一些学者研究认为，社会转型期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转型的时期，是社会容易不稳定的时期，主要表现为:(1)整个社会骚动不安;(2)社会成员都想坐上家庭现代化的首班车，因而格外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利益纷争、矛盾和冲突;(3)犯罪急剧上升;(4)公职人员大面积腐败。而社会转型期又是一个国家非常关键的时期，如果把握得好，经济社会发展就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并进一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如果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发生社会混乱、政局动荡等情况，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以上是一般国家社会转型期的特征，那么，社会转型中的我国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面临的形势可能会更加复杂，遇到的挑战可能会更多，任务可能会更加艰巨。一是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交互作用带来的挑战。如果说一般国家仅是社会转型带来挑战的话，我国则还有体制转轨带来的挑战。两个方面挑战交互作用，带来的挑战势必更多。二是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挑战。国与国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如果说一般国家与他国仅有一般的矛盾和冲突的话，我国则多了一份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挑战。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战略坚定不移，颠覆、渗透和破坏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前几年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背后都有西方敌对势力的身影;将严重犯罪分子刘某某评为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则更是公然挑战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时而唱衰中国，时而妖魔化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等等，都是他们用来扼制中国的手段;攻击并扼制中国，成了一些西方国家及其政党常常用来转移国内矛盾和在党派斗争中赢得主动的“法宝”。三是国际金融危机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挑战。一般国家有时也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但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分不开的，如许多资源的价格由国家管控，而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等等。因此，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然伴随着改革，且这种改革已处于“攻坚期”。这就决定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有特殊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题我国在1995年的“九五”计划中就已提出，虽已过去16年，但一直收效不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艰难。如今，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下决心转变。而国际金融危机则不仅增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而且增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因而给维护稳定带来的挑战会更大。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容易被遮蔽和冲淡;经济形势困难的时候，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显现和暴露。四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众多人口带来的挑战。我国地区环境和条件差异太大，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人口是一般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两方面也难免给维护稳定带来更多的挑战。例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容易使欠发达地区心理失衡;充裕的农民工后备军难免使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速度比一般国家缓慢。五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挑战。在一般国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差距会逐渐缩小，农民逐步融入城市，变为市民。而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融入城市成为市民，而只能成为农民工。而城乡二元结构又因农业人口过于庞大和城市承载力所限而一时难以完全打破。这就难免使一些农村人产生不平衡心理，也影响农民工归属感和稳定感的形成。正因为我国比一般国家会面临上述特有的或更多的挑战，因而中央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时期”的准确判断，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部署，以避免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并保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在看到上述挑战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我国较之一般国家所具有的特有的优势。比如，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国仍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广大人民群众求稳思富的共同愿望;继承了中华民族“和为贵”传统思想而形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丰富经验等等。因此，我们既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更要充满必胜的信心。

　　刑法学研究会以组织和动员刑事法学界、法律界广大人员研究刑法理论和刑事法治建设为职责，对于防止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负有重要的使命。这次年会以“社会管理创新和刑法理念发展”为主题，以刑法修正案(八)为重点，对于发挥好刑法服务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我预祝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 朱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