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报告人：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原所长 刘明福
提要：目前中国有三个最：第一个是处于建国以来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第二个是处于建国以来富人和穷人矛盾最突出的时期，第三个是处于建国以来各种社会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最多的时期。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从调整利益格局入手，尽快建立中国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关键是解决好“两化”问题和“两仇”问题。“利益协调”牵引“心理协调”。建立的利益协调机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分配问题，而是要从国家发展目标的层面上着眼于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真正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使人民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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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分配差距拉大，贪污腐败蔓延。目前中国有三个“最”：第一个是处于建国以来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第二个是处于建国以来富人和穷人矛盾最突出的时期，第三个是处于建国以来各种社会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最多的时期。现在每年群体性事件十万多起，为什么会出现三“最”这种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子在人的利益问题上。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必须从调整利益格局入手，尽快建立中国的利益协调机制。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关系到化解社会高风险，关系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建成和谐社会。
我们现在所讲的利益协调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要从人民内部矛盾讲起。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回答和解决的具体问题也很多，我今天主要是从战略思维的角度与大家做一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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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协调机制是整个社会的保险机制
利益协调机制是整个社会的保险机制，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必须发挥的创造性，主要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利益矛盾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利益协调是社会稳定的生命线。
马克思认为，追求利益既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他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还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说过，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革命导师的论述告诉我们，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人的立场，利益决定人们的感情。可以说，利益的差别、利益的矛盾、利益的纠纷和利益的冲突，这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终根源。
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要有很多的和谐：基础的和谐，观念的和谐，利益的和谐。其中要害就是利益和谐，利益和谐包括多方的和谐，主要有两个和谐：一是官员和百姓要和谐,二是富人和穷人要和谐。要以这两个和谐带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和谐，如果这两个和谐不好，其他的都是空谈。
利益协调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平衡。我说的平衡不是平均主义，但必须平衡，要防止和解决社会利益的失衡，一失衡就麻烦了。我们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主要是要防止两极分化继续扩大的问题。
两极分化和阶级分化有密切关系，阶级分化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分裂，当利益分化达到一定程度，超过一定限度，就形成了分裂。这种对抗性的利益差别就上升为阶级差别，原来并不突出的阶层矛盾就会发展恶化成为阶级矛盾。所谓阶级矛盾实质就是一种利益矛盾，但它不是一般的利益矛盾，而是发展成为对抗性质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差别。我们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不是建立吃大锅饭的机制，而是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平衡社会利益，防止利益差别演化为阶级差别的一种好的机制。如果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不起来，我们的社会就会分化，就会混乱，而利益协调机制建立起来，发挥作用了，就能够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就能够把握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第二层意思，利益协调机制是社会抵御风险的保险机制。
有句口头语叫做，上保险了没有。一个人需要上保险，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需要上保险，而利益协调机制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保险机制。当然个人保险和社会保险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个人保险是出了事情以后给你一笔钱，而国家保险则是想办法通过利益协调尽可能不出事，即使出了事情也能够及时化解风险，不至于酿成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说利益协调机制是国家和社会的一个保险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缓冲器，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防火墙。
第三层意思，中国现在要进行第三次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创新。
一个社会的政治格局是由这个社会的利益格局所决定的。政治格局代表并反映利益格局，而利益格局又支撑和保障政治格局。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基础问题、支柱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协调和稳定。我们分析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它进步发展的程度，首先和关键的问题就是从解剖这个社会利益格局入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给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带来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干革命打天下，30年革命从打土豪分田地，打破了原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的利益格局，人民翻身得解放，一个新的利益格局建立起来了。建国之后实行计划经济，当时建立中国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学习苏联，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进行了“一大二公三平四调”，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利益格局出现了。应该说，这种利益格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一定的社会基础上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它的局限性很大，特别是后来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束缚了人们生产和创作的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又带领我们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打破一种利益格局，就是改变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打破了大锅饭，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这个利益格局在迅速变化中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带来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就是社会利益开始多元化，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是利益主体多样化，原来的阶级阶层发生了分化，从原来很简单的工农兵学商，转为利益社会阶层复杂化、多元化，新阶层不断产生，像民营企业主阶层、科技人员队伍、外资管理者集团、中介组织从业者队伍、自由职业者阶层、官僚资产者等；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快速升高，达到了0.49，早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使利益差距问题、利益分化问题非常突出。
导致我们国家贫富悬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体制转换中的政策失误，管理不利，有些人不是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致富，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和非法的途径得到暴富，像偷税、漏税、骗税、抗税，将国家税金变成个人财产。还有国有企业改制中化公为私，有的官员利用权力迅速获取灰色收入，还有走私贩毒、组织卖淫等各种手段来夺取不义之财。上述不正常现象加剧了中国贫富对立和利益冲突。这样一来，客观形式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在国家利益格局问题上必须进行第三次创造、创新。这就是从毛主席领导30年革命打破旧社会利益格局，到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又30年打破平均主义利益格局，到现在第三次创新，要以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来解决中国社会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问题，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和谐的社会利益机制。当然这个任务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前两次都用了30年，那么我们再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真正彻底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温家宝总理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温总理说，中国经济壮大了，蛋糕怎么切就成了个问题。把蛋糕做大不容易，把蛋糕切好同样不容易，甚至更不容易。我们看到在若干年前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抢速度、促发展、抓GDP，把中国先富裕发展起来。这对不对？对，今后也要继续坚持。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把人民群众的尊严问题，把如何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的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了。有人说在持续高速崛起的过程中，中国是利益关系变化最快的国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利益差别最大的国家，所以中国也成为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最为迫切的国家。利益格局不调整，中国的政局就不可能稳定。利益协调机制不创新，中国的和谐社会就建立不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艺术是卓越的，我们党的改革艺术创造了古今中外改革历史上的奇迹。改革一般是很难成功的，特别是大的改革，多数以悲剧告终。而中国共产党成功了。按照西方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早就应该垮台了，现在不但不垮台，而且越活越有活力，越有干劲，朝气蓬勃，带动国家民族前进，创造了奇迹。我们党的这一切艺术归根结底或者说最重要的就是利益协调艺术，这是最深层次的艺术。会不会利益协调，善于不善于利益协调，能不能搞好利益协调，这是最重要、最关键、难度最大的。善于协调利益，搞好利益协调，这既是我们党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也是新世纪、新阶段下一步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检验。到底能不能过了这一关，能不能交出合格的答卷，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着，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对我们的党充满信心，完全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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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关键是解决好“两化”问题和“两仇”问题
“两化”问题就是西化问题和两极分化问题，“两仇”问题就是仇官情绪和仇富情绪。
现阶段，中国在国际上要应对外部挑战的“两化”问题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推行的西化、分化战略，而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两化”问题是严重的腐化和越来越加剧的两极分化。这“两化”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建立和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协调官民利益的机制，同时又是一个协调贫富利益的机制。
首先，协调官民利益的关键环节是反腐败。
要坚决铲除腐败官僚的腐败利益。中国现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最突出的是官民矛盾，中国的利益差别首先是官民之间的利益差别。所以，化解社会高风险首先是要化解官民矛盾的高风险。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了国家以来，自从有了政府、有了官员以来，官民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战略性矛盾，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官一切都管，官民矛盾更是影响社会稳定、激化社会对抗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所以，我们讲和谐社会、和谐利益，首先是官民和谐，是执政党与民众和谐。有不少专家指出，现在的官民关系是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期，现在的官民利益差别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时期，我同意这种看法。
导致官民关系紧张和恶化的首要因素就是一些官员大肆谋取贪污腐败的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达到一百多人，其中因为贪污贿赂的占53%。2009年有将近20个高级干部腐败案件。胡锦涛同志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我们现在的悲哀在于恰恰是那些负责抓稳定的领导人，由于他们的特权和腐败而成为社会最大的风险和危险，成为加剧社会不满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毛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中国历史上，我们看看破坏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是谁呢？不是老百姓。主要是官员。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官民矛盾引起的，官府腐败，民不聊生。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于朝庭和官府腐败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上，整个社会的利益失衡，社会没有秩序可言，老百姓只好揭竿而起，通过农民起义，通过武装斗争来协调社会利益。现在，我们在腐败方面、在利益差别方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下面一些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吸引度不够，有了冤屈、有了问题、有了困难他们要到中央上访，这体现了对党中央的高度信任。有的地方仇官情绪激烈，这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但我们还可以有效应对风险和有利化解风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人民群众反腐不反共，人民群众信任共产党。这是我们巨大的政治优势和政治资源，是社会稳定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要珍惜这个优势，进一步维护中央的威信和形象。
反腐败协调了官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廉政建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这个问题要抓，任其自流是不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透明国际发布的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西兰、丹麦、瑞典、新加坡名列前茅，中国下大力气反腐得到的分数是3.6，低于及格线5分，这说明我国反腐形势很严峻。近年，全国每年发生的大约10万起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腐败事件的背景。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收入、半腐败性质的灰色收入数量巨大，影响极坏。我们有效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必须要把这部分腐败利益和灰色利益协调掉，要不这个东西害干部，害国家，最后在人民群众面前失去威信。
铲除腐败利益、协调人民群众和官员利益关系，要依靠制度；对腐败分子要进行政治教育，要进行道德教育，但作用往往不是很大。因为这些人往往是腐败成瘾，虚伪成性，投机成习。这些人都是在主席台上教育别人的能手，又是在台下腐败的强者，还有一套官商勾结的办法。因此，有教育，更要有制度，所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但是，现在看来，领导干部的财产光向上级报告不行，应该与世界接轨，要向社会公示；领导干部光是接受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也不够，还要自觉接受社会大众和媒体的监督。一位老干部就说过这样的话，过去讲的是领导带头艰苦奋斗，现在艰苦奋斗是群众带头；过去是领导监督群众，管理群众，不要违反纪律，不要出问题，现在是群众监督领导，不要贪污腐败。我们的一些干部现在到底是怎么了？这个问题发人深思。
其次，要协调贫富利益的核心问题。
协调穷人和富人的利益，核心问题是要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让少数人独享。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现在这一部分人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流油，富得吓人，富得危险，富得可怕，不仅对国家危险，不仅对人民危险，而且对于他们自己也越来越危险。现在必须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必须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让全体人民全民都有体面和尊严，要有少数人过度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转变到全国人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认识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很有必要，尤其是当前中国两极分化问题，很有必要分析一下现在新产生的富人集团的问题。现在中国的财富正在快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中国崛起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财富集团的崛起。中国还没有实现崛起，而正在崛起，但中国的富豪集团就已经提前崛起、超前崛起、超常崛起。他们崛起的速度和规模、手段和方法，让一些外国资本家都吃惊。中国富豪集团已经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正在追赶美国，正在向世界第一进军。这个中国特色的富人集团无疑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不想否定他们，也不应该否定他们，但我们必须要说这一部分人他们过度占有或者说是过度攫取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们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任其发展下去，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会葬送掉他们自己。他们中一些人的行为不仅中国人民无法容忍，就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家都看不下去，他们那些做法不仅在社会主义中国无法持续，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祸害。
新华社对中国富豪集团进行了调查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国发达国家的富豪的财富在减少，而中国富豪的财富在暴涨。中国前100名富豪的资产净值增加接近三倍，亿万富豪的人数已经从24位增加到79位，是原来的三倍。2004年中国富豪榜前10名资产总量是704亿元，而2009年达到了3640亿，在五年中他们的财富是原来的五倍，发展惊人。2008年，中国可以投资资产1千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30万人，这些千万富豪一共持有可以投资的资产是8.8万亿元，而2008年当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是21万多亿元，就是说千万富豪的财富占比在40%以上。2008年中国百万美元金融资产家庭的数量是41.7万户，不包括房产和企业的价值，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德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三。中国半数以上的富翁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山东六个省市，其中北京、广东、上海这三个城市是最多的。在这三个城市中，北京最多，广东是第二，上海是第三。全国除了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京千万富豪有14万3千名，亿万富豪有8800名。广东排名第二，广东的千万富豪有13万7千人，亿万富豪有7800人。上海排名第三，千万富豪有11万6千人，亿万富豪有7000人。
另外，他们是怎么发起来的呢？房地产业成为中国富豪巨大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次是资本市场。人们对比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前400名富豪，在美国富豪榜的前400名中没有一个地产商，而中国富豪榜前400名中地产富豪有154个人。中国前10名超级富豪中有5个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有三个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中国前40名富豪中有19个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在中国富豪的群体中，房地产超过制造业，超过金融业，超过投资业，高居第一。有四成多的中国富人家庭是由房地产致富家庭，所以我们现在房价居高不下，全国人民省吃俭用买房子，每个人都为创造新的中国富豪做了贡献，出了力气。
另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富豪富得快。国外的富豪多数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打拼奋斗和长时间的积累，才使这个家族富裕起来。而中国大批的富豪用几年的时间就能够迅速崛起。国外的富豪有大批的人是继承了前面几代人打拼的成果，继承率在英国是25%，在美国是35%，而在中国的前1000名富豪中，继承前人财富的人不到1%，99%的中国富豪都是短时间内自力更生迅速成为富豪的，可以说他们当代就能发家。这说明在中国发家最容易，暴富所用的时间最短，所付的成本和代价也最小。
现在中国暴富阶层拉动中国奢侈品的内需。在深圳的小梅沙山顶有一处别墅里一个马桶就价值20万元。现在，北京的富人流行养马取乐，花费几十万元从英国、澳大利亚买来纯种马养放在北京顺义区的马场里，雇专人饲养，仅仅一匹马饲料的费用一个月就一万元左右。有的富人喜欢攀登喜马拉雅山，仅一次去喜马拉雅山就要花费50万元。北京有房地产商投资五千万元在郊区盖了个豪华别墅，除了周末休闲住一住之外，有十几间客房，有20多名工人在这个别墅里服务，别墅每个月仅电费一项就有五万多元。所以，中国有一个迅速暴富而且非常奢侈的富人群体。这里面问题不少，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并不是富人的幸福，不是他们的安全。
现在我们中国的富人普遍缺乏安全感，他们抓紧向海外转移财产，抓紧办理绿卡，随时准备逃跑。现在中国的富人不幸福，富人不安全，富人不快乐，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一种富人焦虑症，有的富人平时身居俭朴，有的购买豪宅后要保姆和工人去住，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为什么？他们害怕，怕自己孩子和亲人被绑架；有的人全家搬到国外，自己在国内裸体做官、裸体经商，他们身上有绿卡，一有信号一听警报马上逃跑。温州的企业家中大约1/3的人有绿卡。北京一个富豪说，他认识的富人圈子里边大约80%的人打算办理或者正在办理移民手续，他们担心变了政策丢了财产，担心各种危险。
最近上海复旦大学调查了62个城市，92家商会，大约792名资产超过千万以上的民营企业家，其中有83.7%的企业家认为现在贫富差距太大，造成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要赶紧采取措施，缩小差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9年在全省进行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的一个调查发现，影响社会稳定有三大因素：第一是腐败，第二是贫富差距，第三是社会治安。
当年马克思为什么号召革命，就是因为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贫富差距太大了，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者为什么要把传统资本主义推翻？就是因为传统资本主义的社会差别太大，所以马克思号召革命推翻、砸烂、代替、埋葬。后来，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对传统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呢？就是因为旧的社会主义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要消灭一切差别，这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提高。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强调要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呢？就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要防止出现新的阶级差别，这可以说既是改革的深化，也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场不流血的革命，协调利益，缩小差别，全民共享，解决分配问题，就是为了防止将来出现流血的革命。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差别，它就没有动力，但差别太大，两极分化同样要出问题。邓小平同志1990年4月就指出，“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他还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的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小平后来在1992年12月18日又讲，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他强调，到20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1993年9月，邓小平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当初提出的原则设想，一是实行调节税，调节分配；二是用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富帮穷，一帮一，一块富；三是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胡锦涛主席多次强调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利益共享才有社会安定，利益独享没有稳定，利益协调才有安全。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富人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活在忧虑之中，许多富人感到不安全，他们把自己的房子盖得像一个碉堡，安上大铁门、电网，养上大狼狗，雇上贴身保镖，前呼后拥地跟着，甚至有的搞上了变相私人武装。而有的政协委员也提出要保护富人的安全，有的报刊提出让富人带枪实行自卫，有的人提出警察要给富人以特殊保护。我认为，社会两极分化问题不解决，利益协调机制不建立，想再多的办法，中国的富人在整体上都没有安全可言的，必然会处于危险之中。
富人不安全，我们要破除传统观念，就那种认为富人不安全是来自穷人的愤怒和不满的看法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富人的不安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富人之间的内斗。根据一些调查显示，富人最大的危险首先是来自富人，富人之间也有互相竞争利益而互相残杀，这样的案例不少。
第三，要重视利益协调中的心理协调，努力转变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两仇”心理。
要疏导、引导普遍性的仇官、仇富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有“两恨”文化和“两仇”心理，就是仇恨官员和仇恨富人。其实，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不是一般的仇恨官，而是仇恨贪官，仇恨那种官商勾结的官；中国老百姓不是一般的仇恨富人，而是仇恨那些来路不明的富人，仇恨那些为富不仁，为非作歹和道德败坏的富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仇恨，那这个民族和国家也没有正义和进取心。
但是，现在确实有一种倾向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就是只要官民之间有矛盾，老百姓的舆论是一面倒。中国社会发生了某种深层次变化，一听是当官的，是公务员，一听是有钱人，就心中充满了怒火。有人形容说，只要有群体性事件，在事件的漩涡之中那个官员或富人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现象真是中国官员和中国富人的悲哀，当官当到这个份上，发财发到这个份上，不是可怜是什么，不是悲哀是什么？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富人与穷人密切联系的机制。我们过去说领导联系群众，中央要联系基层，现在可以说富人要联系穷人。富人要为社会多做好事，富人要为穷人多做善事。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官民密切联系机制。当官和老百姓，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要建立起密切联系的机制，有一个绿色通道。有的人民群众说，现在交通方便了，不等于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接近了；现在通讯发达了，不等于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多了。一些群众说，现在少数领导干部下基层满足于“围着路边转一转、隔着车窗看一看、端着酒杯谈一谈”。有的领导干部到车间厂矿，田间地头转悠一阵子就算下基层了。有的群众议论干部说，五六十年代的干部，我们能摸到他的脚，因为都睡在同一铺炕上；七八十年代的干部，能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干部在广播喇叭里喊；九十年代的干部，我们是看到的是烟，因为汽车一溜烟走了；而现在我们只能看到领导干部的影，只能从电视上，影像上看到领导的电视影像。胡锦涛主席要求实行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基层开展活动，要求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胡主席和温总理还直接与网民在网上进行联系和交流。
我们再看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平均每天能收到4万封公民来信，他的助手要为他挑出10封人民来信，除了周末他每天都要看信，并且每天要亲自回信一封到两封，他用这样的办法保持着总统与民众的直接联系。
我们现在有必要大力提倡两个口号：一是密切官民关系的口号，如加强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官员密切联系百姓，领导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二是密切贫富关系的口号，如富人要密切联系穷人、富人要为穷人服务。我们说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不是好官员，而一个不愿意为穷人服务的富人也不可能是一个好富人，一个富人如果对穷人没有感情，不愿意为穷人出点力、办点事，不愿意联系穷人的富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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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 ]! b% B: j# _- s4 E 创造中国财富分配的奇迹，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
由于我们国家最近30年已经创造了一个财富增长的奇迹，生产力迅速提高，物质财富极大涌流，现在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财富分配的奇迹。怎么分？就是要从发展是硬道理，再深入到分配是硬道理，否则发展是硬道理就难以继续硬下去了。我们现在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我之所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是要强调我们要建立的利益协调机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分配问题，而是要从国家发展目标的层面上着眼于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真正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使人民感到幸福。
第一，创造中国特色的财富分配奇迹。
我曾经提出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有三大创新不可少，有三个奇迹要创造。
一是要创造比“美式民主”更好的“中式民主”的奇迹。美国人老是说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他们说错了，不能说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只能说中国不是美国那种模型的民主国家，中国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当中国创造出比“美式民主”更好的“中式民主”的时候，那么“美式民主”的王牌就失去了在政治上遏制中国的作用，这是增强国内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战略需求，是增强社会主义竞争力的战略需求。
二是要创造比“多党竞争”更有效的“长治久廉”的奇迹。就是长期执政，但不腐败很廉洁的奇迹。西方国家已经制造了全世界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只有多党执政才能够有效制止贪污，防止腐败，他们认为一党执政是腐败之源，一党执政一定要出现特别阶层，中国就是要打破美式的政治定律。但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一党长期执政是否难以制止自身的腐败呢？这个问题既要从理论上做出回答，更要用实践来回答。我们必须走出中国特色廉政建设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的廉洁国家、中国特色的廉洁社会。富强的中国必须是一个廉洁的中国，中国特色的廉政之路就是既要坚持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体制，又要能够有效反腐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这是一个正在攻关和创新的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长期不能从根本上根治腐败，那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受到挑战，多党制就会成为人们的政治选项。
三是要创造比“福利国家”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奇迹。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在创造力和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的奇迹之后，再创造一个财富分配的奇迹。一些中外专家预言，中国将从高度平均变成世界上最不平衡、差距最悬殊的国家。这是需要优先解决的，也是最严重问题。他们认为，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城乡差别、正式与非正式的差别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动摇中国社会稳定和否定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所以，在中国需要再创造的这三个奇迹中，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最基础的是创造分配机制，而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就是创造分配奇迹的一个重要内因和重要保证。
第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下大力气抓好民生工程。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保证社会和谐，实现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奠基工程就是民生工程。当年孙中山三民主义中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中国的民生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看病问题，住房问题，衣食住行问题都是老百姓每天接触的问题，所以说民生工程由孙中山提出，在三民主义中就把这个问题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为什么民生工程是个奠基的基础工程呢？因为民生工程是一个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最基本的生命工程、生存工程、生活工程。我们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迅速补上民生的短板，你看老百姓对压在头上的几座大山反应强烈，这几座大山基本上都是民生工程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夯实民生这个稳定社会的基石。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中国很多的民生指数严重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中外一些机构的评估，目前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列世界第81位，处于中等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环境可持续能力排在世界第129位。中国医疗卫生水平排在世界第144位，医疗公平性则是全球倒数第四。中国的安全生产指标比发达国家差几倍、几十倍。
中国现在发展的最大的瓶颈来自社会基层或者社会底层民生的困境。民生水平的落后使一些民众常常处于对生活的焦虑和不确定感，甚至是恐惧感之中。特别是有些涉及到基本生存底线和基本生活保障的难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必然会冲击动摇支撑中国崛起的基石。所以，建立中国利益协调机制必须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全心全意下大力气，千方百计想办法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把解决民生问题这个燃眉之急突出出来。利益协调机制要有抓手，从老百姓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去突破、去建设、去加强。
第三，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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