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国外研究述评 严振书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国外学者对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认识。大多数国外学者都接受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并认可社会转型是研究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历史大背景这一基本观点；新布达佩斯学派对中国社会转型向度的意识形态解读、国外学者对转型期社会建设的研究深度和国内研究有不一致的方面。



关键词：中国  转型期  社会建设  国外  述评



国外学者对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认识与国内的研究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甚至是迥乎不同的方面。一致的一面是，大多数国外学者都接受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并认可社会转型是研究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历史大背景这一基本观点。不一致的方面主要表现为：（1）对社会转型的认识。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而由新布达佩斯学派①为首的某些西方学者却将中国的社会转型看作是一种从现代到现代的转变，即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把社会转型研究变为了对某一社会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唯一赢家的论证。（2）对转型期社会建设的研究深度。国内学者对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系统，而与中国学者在宏观上认识一致的国外学者对转型期社会建设的研究大都处于“就事论事”的“点状态”，而缺乏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因此，本部分的述评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而展开，一是评述新布达佩斯学派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二是将国外学者对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零散”成果“整合”起来进行研究；三是在评述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谈一谈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启示。



一、新布达佩斯学派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及其理论缺陷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了全球性的“向右转”。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中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②。在这种情势激发下，由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人组成的新布达佩斯学派提出了“新社会转型理论”（中国学者通常称之为“狭义的社会转型理论”）。他们把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变化视为“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而启动了对“建立在社会主义废墟之上的资本主义”③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并非西方传统意义上所指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是与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只不过这种“转型”属于“自下而上”通向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和新路径，它与中欧（如匈牙利）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由外到里”来推助不一样，也与俄罗斯和东欧通过政治上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不相同。



为了论证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有的学者援引自由主义的论据“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而反向推导出“如果经济发展了，肯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了”，并寻求对“中国新型资本主义”的特征、机制及其全球意义作出“合理的”解释。还有学者依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关研究涉及到国内高效率的国企、私企以及在人力资源上占优势的公司，通过相关调查数据来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④。通过这些研究和论证，他们希望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号：中国正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确定无疑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⑤。



很显然，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是某些西方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和认识，虽然其中个别见解不乏一些“合理的成分”，但却存在两个重大理论缺陷：（1）狭隘的意识形态偏向。新布达佩斯学派以“社会主义的终结”为起点，将社会转型直接视为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视为“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有力证明”，从而将“社会转型”这一科学术语变为对某一社会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唯一赢家的论证。事实上，对于新布达佩斯学派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偏向，一些能够采取独立、客观学术立场的西方学者也给予了批评，他们认为：“没有哪个时代可以被还原成一个单一的方面”，“把现代时代还原为经济或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社会科学家们实际上是贬损了现代时代的独特型”⑥。（2）对待理论和实践的随意性态度。基于对社会转型的狭隘意识形态偏向，新布达佩斯学派在其后续研究中为使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资源以及中国的现实状况满足其狭义社会转型这一理论框架，从而对它们采取了“不求真知灼见，但求为我所用”的随意性态度。例如，新布达佩斯学派所坚持的“现代性=资本主义文明”、“现代社会学的基础：对资本主义的解释”等观点，就潜含着对社会学经典理论的误读和偏颇评价。同时，时间和事实越来越证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不管是“自上至下”或者“自下而上”⑤。



二、对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认识和理解



与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布达佩斯学派不同，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学者都认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并接受社会转型是研究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历史大背景这一基本观点，只不过他们的研究大都处于“就事论事”的“点状态”，而缺乏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这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建设的意义



首先，中国社会建设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发展就是硬道理”起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其次，社会建设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从1978年到本世纪初，中国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中共十六大之后，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⑦。



（二）社会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国外学者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社会建设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粗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社会冲突加剧。这方面突出表现为钱、权、民处于高度对立状态。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和资本也就是权和钱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产生了官与民和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在促使官僚、资本和决策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官、资、民三者之间的对立在初期可能是个体对个体，但最后往往导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⑧。第二，社会不公严重。以城乡之间所享用的卫生医疗资源差距为例，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的儿童五岁前夭折的可能性是城市地区的三到六倍，凸显出中国在卫生保健方面巨大的城乡差距⑨。第三，民生问题突出。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住房问题，仅从国外报刊的标题《飙升的房价让中国年轻人呻吟》、《房地产为何成了最令中国头疼的事》、《中国年轻人为高房价焦虑两辈也买不起》就可窥其一二，加上“房奴”“裸婚”“蜗居”“蚁族”等词的流行，以及深圳出现上班族晚上住废弃的集装箱，某年轻人在上海地铁站搭帐篷住宿等现实，无不刺激着人们的神经⑩。第四，社会制度的缺失。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进行了多年了，但是社会制度建设上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而从长远来说，假设没有能够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社会制度，社会稳定的机制就缺乏基础。如果继续允许这种状况存在下去，中国的整体制度将显现出无比的脆弱性{11}，进而影响中国的长远发展。此外，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较为关注。



（三）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具体表现为：第一，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指导中国社会建设。欧盟理事会官员费尔南德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均强调“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理念，重视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特别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等主张，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发展将为中国人民带来越来越多、实实在在的好处{12}。第二，加快了民生的改善。有学者指出，中国构建了绝无仅有的庞大医疗安全网，公民的健康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例如2009年4月7日，中国卫生部宣布，中央政府将在今后三年之内拨款8500亿元人民币，以便在2011年底之前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使90％以上的人口都能享受医疗保险。其中，中央政府将支持建设2000所县级医院、2万9千所乡镇医院，使每个县至少有一个标准的县级医院，使全国70万个乡村每个村都有医务所。中国政府决定，从2009年开始，全中国将逐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定期为65岁以上老人做健康检查，为3岁以下婴幼儿做生长发育检查，为孕产妇做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为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疾病、艾滋病、结核病等人群提供防治指导服务。这不用说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即便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也都会感到羡慕{13}。第三，公民的民主自治权利得到保障和提升。不少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村民选举、社区建设、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给予肯定，认为中国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民主自治权利。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14}，等等。



（四）促进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有学者指出，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政府调整政策思路，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明确区分开来，并大量增加社会性投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把中央地方之间的责任和权利统一起来，减少地方政府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动机；同时，政府还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这一经济杠杆来推进社会政策的实行。例如，国家可以考虑向国有企业尤其是依赖行政垄断的大型国企直接提取利润，并将国企上交的钱用于改善民生的社会事业{15}。有学者对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建议。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拉赫曼认为，中国政府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加大对中西部省份的投入，提高农业补贴等措施来积极应对城乡和区域发展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矛盾{12}。还有学者对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就是要在初次分配中，既要保证效率也要达到基本的社会公正，二者不能偏废：在二次分配上，须大力推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保等等方面。社会改革的目标是提供公共服务，这是社会底层所必需的，也是整个社会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当然，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也不是要劫富济贫，但政府可以出台有效的政策鼓励富人从事慈善（例如捐款给学校、医院等等）事业，同时限制奢侈性消费{16}，等等。



三、国外研究对我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启示



启示一：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在批驳新布达佩斯学派狭隘的意识形态偏向时，也要对我们的某些“唯意识形态”思维和认识进行反思，即要做到实事求是，又要做到与时俱进。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并存”到“互构”的进路，尽管竞争和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基本面，但现阶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两者的“互构”，即“彼此型塑，相互构建”。在恪守各自的基本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上，相互在借鉴、吸取、融通过程中形成互构，这应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向{17}。



启示二：充分认识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无论是国外学者论及的社会冲突加剧、社会不公严重、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制度缺失，还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失衡、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都需要国家从宏观上统筹规划，需要社会各界在实践中共同参与。在这里我们需要反思以往社会领域中的改革，往往只关注和强调某个部门、某一项社会事业的“单兵推进”，而忽视了社会建设复杂性和系统性，由于缺乏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实施起来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事实证明，社会建设领域的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政府综合协调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才能完成。任何把问题孤立起来、局限于本部门本领域的社会改革，在实践中极易走形变样，形成政策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倾向，很难获得社会认可和取得成功。



启示三：厘清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发展进路



通过“整合”国外学者对推进转型期社会建设的思路，我们认为，在充分认识转型期社会建设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就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而言，它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进路：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价值理念来指导中国的转型期社会建设；其次，对失衡的社会结构进行调整，现阶段要特别强调对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进行调整；第三，要注重对社会制度的建设，下大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机制不健全问题；第四，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和谐；第五，促进社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当前要重点推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



注释：



①“布达佩斯学派”最初是以卢卡奇（1885-1971）为代表的，一般来说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后来以卢卡奇和他的学生为主体的布达佩斯学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分化的过程。1989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前后，由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学者加入到对于匈牙利的改革和转制的研究中来，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这已经远远超出原来布达佩斯学派的范围。为了区分这种不同，我们更愿意把上述新的趋势叫做“新布达佩斯学派”。但是我们并不反对把这一趋向也叫做“布达佩斯学派”。只是要注意，这样意义上的布达佩斯学派已经与卢卡奇没有直接联系了。详见郑杭生.新布达佩斯学派的预期和失落［J/OL］.［2008-07-01］（2010/4/2）


②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2）：11-19



③M.Burawoy，“



④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ol.1（March 2005），p.23



⑤郑杭生.社会转型论遭遇“中国经验”尴尬［J］.人民论坛，2008（4）：16-17



⑥马丁·阿尔布劳［英］.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



⑦郑永年（新加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DB/OL）.［2009-01-07］（2010/4/2）



⑨郑永年（新加坡）.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DB/OL］.［2009-05-26］（2010/4/2）



⑨英媒.中国儿童死亡率凸显城乡差距［DB/OL］.［2010-03-27］（2010/3/31）



⑩法新社.飙升的房价让中国年轻人呻吟［DB/OL］.［2009-12-17］（2010/3/31）

迈克尔·舒曼（美）.房地产为何成了最令中国头疼的事［DB/OL］.［2009-11-17］（2010/3/31）
；外媒.中国年轻人为高房价焦虑两辈也买不起［DB/OL］.［2009-12-15］（2010/3/31）



{11}郑永年（新加坡）.金融危机与建设美好中国社会［DB/OL］.［2008-12-03］（2010/3/31）


{12}外国人谈中国和谐社会与民生建设：以人为本幸福和谐［EB/OL］.［2010-03-11］（2010/4/1）



{13}杜平（新加坡）.中国人权状况的正反面［DB/OL］.［2009-04-17］（2010/3/31）



{14}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DB/OL］.［2008-12-29］（2010/3/31）



{15}郑永年（新加坡）.中国要平衡国家发展权和社会民生权［DB/OL］.［2010-03-10］（2010/3/31）



{16}郑永年（新加坡）.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和社会的不稳定化［DB/OL］.［2009-07-15］（2010/3/31）

{17}郑杭生，杨敏.新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重大理论缺陷［J］.红旗文稿，200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