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十年必须严防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金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担负着一个守住底线的功能。经济学家李稻葵认为：未来十年最大的经济风险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如今中国经济不仅总体规模是世界第二，我们的广义货币存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广义货币存量和GDP的比重已经接近百分之二百，创了世界纪录。这么多的货币沉淀于银行体系，势必会带来长期、潜在的风险。如此大的风险该如何化解?未来一段时间，有三件事恐怕是政策决策者必须考虑的。



第一，货币政策。当GDP整体增长速度稳定在9%-10%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能需要转型。我们目前所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应对金融危机的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成绩巨大的。但是任何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要与时俱进。现在最新的指标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基本稳定住了，在9%-10%，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今年为10.3%-10.5%，明年为9.5%左右。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后，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当调整货币政策。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适当宽松的政策在成熟的条件下，转向适当审慎的政策。如果通过调整M2能够基本和名义GDP持平的话，我们的调整，我们的金融风险在增量方面就有所下降了。



第二，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大方向非常清晰，就是要逐步引导进入银行体系的资金，转向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是广义的，既包括股票也包括债券，既包括上海、深圳的A股也包括创业板，甚至于也应该包括一些区域性的二级市场。比如现在的产权交易中心是否以后也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先进经验，搞OTC式的柜台交易。中国区域这么广，不可能只集中于两个城市搞股票市场，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是多层次的，这方面上海、北京、天津的领导可以多关注、多呼吁。现在一个公司上市一下子跳到创业板好像跨度很大，如果先在区域进行小规模交易，成熟后再迈进全国的交易，这样恐怕符合基本规律。资本市场要大力发展，像今年这样，每个交易日推出一个以上的IPO，这个步伐完全是可以持续的，而且也应该持续，债券市场更不用说。通过这个方式来逐步化解我们的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第三，在讨论允许的情况下，逐步试点引导企业、百姓可控、有序、渐进到国外投资。国家两万五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买六分之一美国的股市，把英国的股市都买下来。鼓励家庭把人民币资产兑换成外币出国投资，但这个过程得是有序的。一旦无序，可能一夜之间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有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在金融这个问题上，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应该有巨大的发展。（汤摘自《资本市场》2010年第12期  李稻葵/文）





抗通胀货币政策恐独木难支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至第二天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包括CPI在内的11月份各项经济数据。11月份CPI同比上涨5.1％，2010年1到11月份CPI同比上涨3.2％。

抗通胀、调结构，两者一长一短，一急一慢。抗通胀是短期任务，调结构是长期任务；抗通胀是急发病，调结构是慢性病。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如果抗通胀效果不好，调结构就难见成效。所以，治理通胀是当务之急。既然是当务之急，那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不要一说通胀就拿眼睛扫央行，其实，鉴于目前流动性泛滥的程度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货币政策已经独木难支。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相配合，来治理眼前的严重通胀。



为何说货币政策独木难支了呢?原因很多，至少有这么两点：



首先，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力道比较难以拿捏，紧缩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由宽松到稳健的目的是使中国经济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它应当使紧缩下的货币条件不致泡沫迅速破裂。若泡沫迅速破裂，就会产生银行信贷和地方信用平台的连锁反应，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这就使得货币政策不敢大力紧缩，比如不敢连续加息。



其次，央票发行已经遇冷，加息和升值需要小心翼翼。政策工具实施空间在缩小。



再次，这次通胀的根源无疑是反危机期间钞票印多了，天量的货币信贷总会结出通胀的果实，再次证实那句话：通胀是货币现象。但是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况且，回收流动性主要对增量货币起作用。那么，在此次通胀期间兴风作浪的私人资本怎么办?它不需要从银行贷款，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把农产品炒上去。而这些民间游资为什么这么做呢?两个原因，一是银行负利率；二是这些资金从煤矿和沿海加工业撤出来后，投资无门，成了市场上的孤魂野鬼。若加息消除负利率，这点小利吸引不了游资。主要问题还是投资无门的问题。



也就是说，周小川行长的“池子”很难装下这么多流动性，需要导流至其他地方。需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入进来，本着“有钱大家赚”的基本态度，把市场上多余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上来。产业政策应当真正把赚钱的行业的玻璃天花板打破，让民间游资进入到这些行业，比如战略性新兴行业，比如目前被央企垄断的行业。而财政政策可以继续通过补贴和税收手段，让战略性新兴行业更加有吸引力，吸引民间游资进入实业。



当然，行政手段最好不要太多地出现在反通胀的行列里。因为它可能会扭曲市场信号，加大资源配置成本。稍不注意，就会把通胀打成通缩。（邓摘自《经济参考报》2010年12月13日  王迎晖/文）





我国当前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面临的四个难题



难题之一：历史跨越



二元结构现象在我国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只有理性地从社会历史过程去寻找根源，才能在寻思对策中避免操之过急的情绪化、简单化（让农民一夜之间戴上市民的帽子）甚至曲折化。



单从最为基础的城乡落差看，纵观中华文明数千年，今日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确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农业文明曾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帝国，同时又使中华民族在封建王朝统治下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西方工业文明突飞猛进的同时，依然将人口的绝大部分束缚在小农作业的土地上，导致落后、衰败、挨打，以致城乡二元结构在1949年之后甚至是改革开放之后依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尖端难题。



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虽然开始重视工业化，但将劳动力束缚于土地的思想依然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随着世界产业的转移，现代工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快速进入城市，带来了城市形态的巨变、生活水准的提高和产业的升级。



这样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显得异常凸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若战略设计与实施操之过急甚至以“大跃进”的方式推进，极在可能走上变贫困农民为贫困市民的可悲之路。



难题之二：政绩冲动



继续忽略农村发展而偏重城市建设的政绩工程主要包含三个追求：一是形象追求。好的形象不仅给人以美感，而且会产生震撼的效果。这样的“效果”通常可即时转化为较高的工作评价。因此，甚至背负巨额债务投入城市建设。二是业绩追求。同样的资金投入不同的区域，效益可大相径庭。即使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位，其投资效益也不尽相同，更何况繁华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民之差别。三是利益追求。这是从狭义上判断的，即通过财力增长的掌控，从更高层次上调度资源，既可在推动政绩上做大项目，进入“良性”循环，又可方便支出规模与类别，使出入于各类场合有面子，并有利于大大提高办公消费水平。



难题之三：无序竞争



无序的城市竞争至少包括：第一，城市发展目标的过高定位和盲目攀比。可以设想，在奔腾追赶“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的过程中，资源怎么可能向农村转移?继续“剪刀差”，特别是加大力度使用农村土地资源额度才是出路。第二，与目标过高相呼应的功能与作用的夸大。



城市的“中心”功能泛化。其直接的负面效应是割断城市与农村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城市发展带动农村的应有功能丧失。第三，以脱离实际的目标与功能定位为依托，争取中央支持，以期待纳入统一的“国家战略”体系。现在众多城市、区域谋取国家战略，若如愿以偿，不仅伤害国家战略形象本身，也对全国范围内真正促进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形成不良后果。



难点之四：功能弱化



以上论及更多的是城市中心论弊端，然而，人们有理由担心：假设城市建设滞后、功能弱化，犹如一列火车，作为火车头的城市动力不足，又如何能带动类似于车厢的农村呢?这就提出了在城市效率与城乡一体化中寻找结合部与均衡点的问题。从聚焦于中心城建设转向兼顾城乡一体化的均衡点选择，这是有计划的历史过程，期间至少经历两次均衡点的界定，即卫星城（上海目前称之为新城）和小城镇，同时辐射农村社区。“十二五”阶段应重点实施卫星城战略。（汤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  王国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