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须走生态模式之路 孙家驹

   当今世界的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社会变革和发展理念都处在快速的变化之中，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不能照搬一百年前或几十年前别国的发展模式，而必须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取向，创新城市化的新模式，为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资源环境可持续是人类文明可持续的基础。由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城市化率将提高 30多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将净增3亿多，城市总人口将超出10亿，而美英德法意加澳7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只有6亿多，因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是21世纪影响中国，而且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人口、非农产业和物质消耗与排放大规模聚集的城市化，将加剧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社会失稳的进程，则城市化必将不可持续。反之，如果城市化在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和谐社会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则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我国的城市化必须为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否则，我们将会掉进发展的“陷阱”。实现这种选择虽然有很大的难度，但也有很好的条件。难度主要是传统模式的城市存量及其惯性巨大，我国现有的城市人口规模已远远超出上述7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但其布局和结构仍很落后，其巨大的惯性仍在使增量按传统城市的模式迅猛扩张。这些城市较普遍地存在着非农产业无序聚集，相互间物能投入产出关联度低，资源难以就地就近循环利用，高消耗高排放成为难治的痼疾；大量侵占耕地林地湿地，加剧资源消耗、生态失衡；好大喜高，只求眼前视觉效果，不顾日后隐患风险；垃圾围城，环境污染严重；道路拥堵，出行困难；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贫富悬殊，犯罪率高；管理落后，办事效率低等传统模式城市的几乎所有弊病。
    好的条件主要是：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可以在新的起点上进行科学布局和资源配置。城市是人才、信息和科技研发的中心，只要确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相关原则和衡量指标，以此为最低标准，激励创新超越，就有可能使城市化的增量部分不再折腾地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将占整个城市化总量的1/3，这一块率先转向可持续发展，其意义就十分重大：首先是它可以切断老城市（或老城区）走传统模的惯性扩张之路，而且走新路比走老路的即期和长期综合成本都更低；其次是它可以为老城市（或老城区）模式转换提供经验借鉴、压力释放空间和回旋时间；再次是增量转移即是产业、人口、需求的转移，它将使老城市（或老城区）房价回归理性，人流车流超负荷承载得以缓解，并为城市的社会建设提供宽松条件。
    城市化与生态化融合    
    人类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9000年前（约旦河北岸的古里乔），古人对城市的选址、布局，建筑很有讲究，但远古上古时代的城市除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北部的比布鲁斯城（今名朱拜勒）外，已几乎无一幸存，中古时代的城市也大多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近代的城市则饱受污秽、水旱和瘟疫之苦，现代的城市除前面所提到的弊病外，还有不少，如能源瓶颈等困扰，现代城市规模大的人口超千万，人口超百万的已比比皆是，一旦缺电缺水缺油，社会问题就会爆发性地显露出来，能源短缺将直接导致城市的衰落和文明的逆转。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只能是生态城市。什么是生态城市？不能简单地把花园城市、田园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等理解为生态城市，生态城市不是城市要素与环境要素的相加，而是二者的融合，它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能充分利用所在空间自有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能等等，其外部输入的能源清洁安全可持续；而且，自有可再生能源在总能耗中的占比愈高和利用率愈高，其抗风险的能力就愈强，废热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就愈小。
    第二，资源循环利用最大化、消耗和排放最小化、替代可持续；而且，生产的目的是产品服务效用最大化，能以最小的物能投入实现需求满足的最大化。这两者都缺一不可，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仍然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生态化，仍然走不出高耗低效的怪圈。例如，在近些年我国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城市住房需求强劲，房价被热炒而暴涨，许多人都卷入炒房狂潮中，购有多套住房待价而沽的家庭已不是少数，有钱人更是数十套地囤房，而他们在同一时间实际消费的住房只需一套，低收入家庭则望房兴叹。因而，无论建筑领域如何降耗减排，其整体效果却是物质投入最大化，效用需求满足最小化，严重阻滞了城市化进程。又如，大力发展和普遍利用公共交通，就能以最小的消耗和排放满足居民出行的效用需求，但私人汽车的膨胀，不仅大大增加了消耗和排放，而且造成交通拥堵而使出行效用需求满足最小化，加上富人的虚荣需求永无满足，庭院中摆上几部豪华汽车只看少用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就使得无论汽车生产领域如何降耗减排都于事无补。我国的物能消耗、环境污染、GDP增速称冠全球，可投入产出效益和产品效用服务却很低，这是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城市的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形成全面协调的共生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运行的趋向是系统功能不断完善，而不是某个部分“一家独大”地膨胀；网络系统所提供的产品有不断增进人类身心健康和生态平衡的功效，而不是数量的盲目增长；网络系统在演替中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趋向于生态学持续力最强的稳态，而不是多样性衰减的系统脆弱平衡。例如，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工商业过度膨胀，人口过度膨胀，少数人利益过度膨胀，这样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严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犯罪充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衡，它在发展上不可持续，在现状上只能靠高成本的强制力来维持。
    第四，始终处于最佳生态位和具有最强组织力，与各种承载力上下限保持足够距离，有在阀值范围内自我调节、完善、强化的功能，有不断增强的承受冲击力、利用外力、同化异力的转换融合功能。例如，城市的选址和布局占用耕地、林地、湿地最小化，避开断裂带，近水无洪涝之害，靠山无崩塌之忧，由于它不冲击农业和生态，地质安全，反过来其生态位也就不受农业和生态保护的冲击，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成本就很低，并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吸引力和同化力。
    城市生态化要做好社会建设工作    
    城市生态化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二者同属一个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建设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教育问题。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产物，要解决好自然和社会问题，首先解决好人自身的教育问题。必须把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基础教育必须解决好如何做一个身心健全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有益于自然的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教育就是失败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创新生物学、生态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法制、科技知识教育，使所有的人都具有身心自我平衡能力、道德勇气和社会责任感。社会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大众媒体，以鲜活的自然和社会实例及生动的理论述评、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展示、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新闻等形式，使所有的人都能及时地了解社会和自然的动态，既开眼启智，又增强责任担当意识。终身教育不仅是专业知识教育的延伸更新，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需。
    二是文化问题。在原始和农业文明时期，世界各民族都走过了一条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并在这期间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民族走向开放和融合，但许多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冲突和战争的痛苦，彼此间的文化和心理歧见仍疑忌难消，而且大多数民族自身也都有着漫长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历史，其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歧见也使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感。但是，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人类的融合都要求人类必须完成文化进化，否则，城市就会被各种文化歧见所无形撕裂，成为种族歧视、帮派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温床，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历史文化，既要肯定文化多样性的宝贵价值，又要批判文化中的各种偏见、歧视和荒谬，充分吸取其中的营养智慧，整合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文化。
    三是民生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使民生问题不可能走无限做大蛋糕，少数人得“火腿”，多数人不失去得“香肠”希望的老路，因为一个有限的系统只能支撑有限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地球是万物共生的生命整体，而不是供少数人占有、施虐的对象，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从社会和谐和与自然和谐中寻找，首先要以最小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实现效用服务的最大化；其次，就业和分配从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权力寻租的对象，转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使收入的差距不致动摇民生之基。当前可做的是创新和完善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切断权力与经济的脐带，激励自主创业，建立按能就业和公平分配的制度。
    四是管理问题。权力集中、以权谋私、官僚主义、高耗低效是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社会管理必须在制度和用人两个方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制度建设要坚守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原则，接受全民参与、全面监督，严惩一切贪腐犯罪、渎职行为，追究错误、事故责任，消除特权残余。一个称职的社会管理者必须是熟悉基层，敢于直接面对和解决矛盾，为广大群众所信任，而不是高高在上，远离群众，躲避矛盾，一门心思跑上层，拉关系的人；必须是爱听真话，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营造和谐氛围，而不是自高自大，独断专行，浑身长刺，处处伤人的人；必须是清廉公正，心胸坦荡，求真务实，敢于担当，而不是自视特殊，拉帮结派，以权谋私，贪功诿过的人。社会管理必须在制度和用人两个方面有突破性的创新，如果民情民意没有畅通的表达渠道，社会管理没有及时的反馈调节机制，就会使社会被无形撕裂，使矛盾积累激化；如果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送的，送的不如亲的，就必然会导致人才的逆向淘汰，这种潜规则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社会管理高成本与低效率反向而行。只有实践选人，才会有事业兴盛、人才辈出的可靠保证。

我国的城市发展呈现着不均衡的状态，发达与欠发达并存。发达城市堪比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欠发达城市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相差无几。在我国，不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城市在城市的发展上各有建树，也各有其忧。     不均衡是城市发展的永恒状态，也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这种不均衡形成着一个优势互补的发展流，这似乎又是一个规律。在国家经济实力具有一定积累的今天，我国的城市总体上已经具有了与时代特征和自身发展水平大体相适的社会保障与供给体系，这从结构上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础保障。也正是因为处于这个拐点上，使我们有条件能够思考过去难以顾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城市的分类发展，而把握规律和分清责任又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它有助于减轻被动和减少盲动，使城市回到理性的轨道；有助于不同的城市政府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     从城市发展主题的视角看，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城市面临的两大主题。社会发展着力于生存问题，如就业、住房、环境、交通等，对此政府担负着主要责任。经济增长着力于繁荣问题，主要由市场主体承担。面对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后撤一步，集中精力关注发展环境营造和秩序维护。然而，当前的问题是城市政府对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加区分和不看时机，该后撤时没后撤，该担当时没担当。但凡有点能力就全身心地投入经济，但凡有点财力就想“以一抵十”只争朝夕地改变社会。城市政府过于充当了经济角色却疏忽了社会责任，以致社会问题因积累或发展太快而成为羁绊。本是社会矛盾调解与仲裁的政府，却每每因角色混同而使自己成为矛盾的当事者，缺乏中立和难以公正导致事后补偿的代价和造成的影响往往得不偿失；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也受到挑战。许多城市虽然欠发达，但却安全：没有急剧增长的就业压力、环保压力和物价压力，社保医保也在国家的支持下平稳推进，人们的生活也因不断改善而安逸。相比较，那些发达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却未必能如此轻松，就业、交通、住房与环保等压力使得这些城市政府疲于应对。     从城市发展动力的视角看，城市扩张的动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产业的需求规模决定了对人口的吸附规模，也决定了城市的空间规模。面对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政府主要充当着“制动”的角色，其主要责任是调整社会关系，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基本服务，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传统的政府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角色多处守势，只是在日趋发展的今天才显出主动。期间，政府精力始终关注和致力于驾驭市场经济的那股野马之力，只是在城市发展动力不足时才补充动力的角色，同时还要把控好退出的时机。然而，看看我们一些城市的发展现实，城市化的大旗始终为城市政府高擎，一个近乎自然的城市发展进程却被目标化了，一个本应理性控制的过程也被动力化了，城市深深地被政府的亢奋所摆动。     从城市政府与中央政府关切的视角看，也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看成相似关系。一来资源禀赋不可比，二来社会责任不一样，三来关注的视角也不同。中央关注国防、外交和国家经济安全，城市政府则直接关注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与基本服务的提供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实践表明，良好的城市管理质量决定着城市的增长方式，它是城市的外部经济。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却被热衷经济增长的城市政府所忽视，仿佛不直接插手经济就不是发展经济，于是招商引资就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善于单击捕鸟而不善于筑巢引凤成为我们城市政府的一大特点。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稳定比过快好。快是必要的，但如何把握一个度则更为必要。当今许多城市的不稳定多源自于太快，因太快造成的失衡超越了社会的驾驭能力、调节能力和供给能力。发达城市担当赶超世界的使命固然可嘉，但过快并不能消除发展中出现的所有矛盾；以快求解是一种过于单纯的想法，有时也是一厢情愿。必要的节奏放缓和及时处理过快引发的社会矛盾才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延续文化、分享文明，给国家留下一个稳定、生态和有开发余地的城市或许是“守土有责”“造福一方”的最大贡献。     由此观之，我们的城市政府应在城市发展上固守政府之责，关切城市环境营造、制度构建和平稳持续，适度助力城市经济。发达城市应当认识到目前的城市规模已到一个极限，如何控制城市的空间规模和调控城市的产业结构已是城市发展的质量所在、稳定所在和可持续所在，如何着力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和城市创意将是今后的重要使命。在这一点上，我们一不擅长，二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一些欠发达城市，在战略选择上切忌急躁。“以社会稳定为基准，以环境持续为发展；以政策稳健为战略，以制胜未来为目标；不求同质但求适我，建设小而美宜居城”，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中央政府要适度加大财政管控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宏观督导，分立对发达和欠发达城市的不同考核指标，控制发达城市的粗放式发展，支持欠发达城市的稳健发展，在国家层面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发展流：稳健的欠发达城市成为发达城市发展的后方，发展的发达城市反哺着欠发达城市的稳健发展。     通观我国的城市发展，不难看出，中国不缺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小而美城市；中国也不缺少今天的城市，中国更期待着能引领明天的城市。我们需要跨越，也需要驾驭过程；我们需要努力，也需要冷静思考；稳步推进应该是我们理性的选择。我们应该干好今天的事，相信后人比我们更为聪明，以此为我们的城市平稳持续发展留有余地和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