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上半年的世界形势 王东

  2011年上半年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可谓是乱象丛生，一系列“天灾”和“人祸”牵动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世界经济领域，从年初开始先是国际粮价延续着去年的涨势出现新一轮大幅攀升，到其后的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和黄金价格的轮番上涨以及随后的反复振荡变化；尔后，便是新一轮的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再有，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影响下，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增大。在世界政治领域，从年初到目前为止，北非和中东乱局的持续发酵仍在搅动着地区和阿拉伯世界形势；与此同时，巴以和谈重启再添阻力，导致中东和平进程阴影重重。“天灾”的肆虐，以“3 11”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及引发的核泄漏危机为典型，强烈地震和海啸的巨大破坏性让人类又一次感受到自然灾害带来的现实之伤痛，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之下，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复苏面临着层层考验，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与新的风险频频出现，不仅使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更加坎坷多变，而且新的风险因素有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出现反复，甚至不能排除个别国家或地区发生“经济二次衰退”的可能。
    从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看：虽然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 4月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2011和2012年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将为4.5%左右，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仅为2.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国家经济增长率为6.5%，似乎世界经济将延续着去年的复苏态势。但是，仅从IMF对世界经济增长预计数字来判断世界经济形势的前景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理性看待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
    事实上，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没有显示出更多的乐观因素，倒是风险因素不断增多。首先，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已然出现了明显乏力的迹象，特别是前期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带动的复苏随着量化宽松政策执行的结束或减弱，发达经济体复苏性经济增长停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经济下行风险也随之而来；而新兴经济体复苏则面临着不断升温的通胀风险，为了抵御通胀风险，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加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的强劲复苏；上半年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轮番波动的“综合症”，虽然有受到全球极端天气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也进一步表明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和投机性炒作推高了前期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事实上的通胀，通胀成为世界经济形势基本面中潜在的重要风险因素；与此同时，今年5月间随着希腊和葡萄牙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形势的骤然紧张，欧元区又一次被推上了债务危机的风口浪尖，如果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蔓延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欧元区核心国家有可能被拖下水，甚至有人预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最终有可能导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债务危机成为欧元区挥之不去的阴影，也为世界经济形势增添了另一层面的风险因素。
    由此可见，由于 2011年上半年各种风险因素的不断累加，预示着世界经济复苏将更加艰难，世界经济前景恐怕并非 IMF前期预测的那么乐观，下半年世界经济将面临着更严峻的多重考验。另外，截至6月底，美联储为刺激经济而实施的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结束，在美国经济明显放缓和通胀压力抬头的情形下，之后美联储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此前，在5月中旬的一次货币政策决策例会上美联储曾经表示，近期美国的通胀只是暂时的现象，将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尽管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表述看，似乎美联储对当前美国通货膨胀的抬头不以为然，近期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打算，显然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期满后的一段时间美联储量化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会变；但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出现的明显通胀迹象又是美联储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选择对下半年世界经济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非和中东乱局牵动世界    
    今年上半年以来，北非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北非国家和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最终演变成内乱，甚至是转化为流血冲突或内战，还有的引来了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这不仅震动了整个北非和中东以及阿拉伯世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1年伊始，先是苏丹南部地区因公投引发民众的抗议浪潮和动乱，尔后民众的抗议浪潮和动乱在周边国家引发连锁反应，紧跟着是突尼斯动乱，然后是埃及、也门、约旦、巴林、科特迪瓦的动荡，再后便是利比亚、阿曼和叙利亚的动荡。北非和中东地区民众的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并在一些国家演化成持久的内乱和冲突，给北非和中东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和影响，不仅由此产生的政治和社会效应在该地区持续发酵，而且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最终是“福”还是“祸”一时还没有清晰的答案。对于今年以来北非和中东地区发生的大范围内乱和冲突，社会各界从各个角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许多人惊呼非洲和中东各国民众的抗议浪潮是“民主的又一胜利”；有人认为在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有可能演变为“无政府主义的动荡”；也有人认为在北非和中东地区西方国家推崇的“民主”连西方国家也越来越看不懂了。
    长期以来，北非和中东各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西方国家与一些北非和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总是反反复复，变化莫测。今年上半年北非和中东各国政局出现动荡后，西方国家对各国乱局的态度耐人寻味：或是暧昧不明，或是采取军事干预，或是爱莫能助。对于埃及等国的内乱，西方国家的态度始终不明朗，特别是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下台“不置可否”；对于利比亚的内乱，西方国家则采取的是军事干预手段，以此颠覆利比亚卡扎菲现政权；对于叙利亚的内乱，西方国家又多少显得有些无从下手，甚至是无能为力。显然，对于北非和中东各国的乱局，西方国家既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梳理清北非和中东各国乱局背后的原委，更不要说对北非和中东各国乱局的发展有一个预判。同时，西方国家也无法确定一些国家发生的民众的抗议浪潮，是否与其推行的民主“合拍”，在泥沙俱下的地区形势下不得不区别对待。
    与此同时，今年3月13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以内阁负责定居点事务的部长委员会批准了在约旦河西岸 4个定居点内新建500套犹太人住宅，以作为对5名犹太定居者3月11日晚被杀害的回应，这是去年9月限建令到期以来以政府首次公开批准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消息既出，不仅引起巴勒斯坦的极大愤怒，同时也使巴以恢复和谈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此外，5月15日巴勒斯坦“灾难日”的当天，在以色列控制地区巴勒斯坦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以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长期占领，同时上千名约旦激进分子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示威活动企图冲过以色列控制地区边境，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巴勒斯坦“灾难日”的抗议示威活动和发生的流血冲突，使巴以对峙更趋白热化，为此国际社会纷纷要求美国再次出面敦促以色列为恢复巴以和平谈判创造条件。对此，奥巴马呼吁以巴“以1967年分界线为基础”（即1967年战争以前的边界线）尽快恢复和平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同时 5月中下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美期间表示，以巴和平协议必须确保以色列安全，因此“以色列不能退回到1967年不能防御的边界线”。显然，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为以巴和平进程再添阴影。因此，目前巴以和谈能否重启，美国在巴以和平进程中能否再次发挥作用，有待进一步观察。巴以和谈能否重启以及巴以和平进程能否推进，关键问题并非完全在于美国等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而是既取决于巴以各方的诚意，也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放弃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决定，是否改变在沿约旦河长期驻军政策，以及是否能够在1967年分界线基础上以“土地换和平”。巴以间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才是了却巴以宿日积怨的根本出路，冤冤相报不会带来和平。
    地震“天灾”人类之伤痛    
    目前，对人类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地震灾害，在人类历史上，严重的地震灾害给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创伤。有史以来，地震灾害不仅曾经毫不留情地夺去了数以百万计人的宝贵生命，而且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是惨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地震灾害造成的阴影久久不能散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破坏性强烈地震在全球频繁发生，不仅给人类带来的伤痛挥之不去，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
    3月11日，日本发生的地震和海啸，特别是随着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核泄漏危机的持续深化，经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有关专家对日本核泄漏事故的重新评估，以及日本政府的认可，日本核泄漏事故等级“升格”到了七级的最高级别。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承受的解决核泄漏危机和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对于日本地震和海啸及核泄漏危机给日本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众说纷纭，虽然各种说法和评定媒体已有不同层面的评论，但地震和海啸带来的影响毕竟有限，而核泄漏危机最终的危害却难以有定论。
    虽然有人认为，地震和海啸对经济造成的破坏使日本经济倒退了至少10年，如果不再发生大的、破坏性严重的地震和海啸，日本灾后重建和修复经济，保守地说也需要5—10年的时间，并将消耗大量的财力。但是，地震和海啸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是可以用时间和财力修复的，更何况日本目前依然具备这样的经济基础和财力，灾后的重建和经济的修复对于日本来说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日本核泄漏危机的持续恶化，出现的问题不断增多，危机的发展方向趋于复杂化，最终日本能否从核泄漏危机中摆脱出来，甚至连目前日本政府也没有充分的把握。同时，核泄漏事故对环境破坏的严重性则无法估量，恢复和治理被污染的环境要比修复经济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财力，或是遥遥无期，甚至难以用时间和财力衡量，恐怕这才是地震和海啸以及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面临的最严重也最持久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