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泽东的新闻实践看如何善用媒体 朱伟峰

  善待、善用媒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传统和宝贵经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公众对信息公开、舆论环境等产生了新的要求，这也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应对媒体时要主动引导公众舆论，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回顾毛泽东善用新闻媒体的经验，或许可以给当前的新闻宣传工作予以一些启示。
    早期毛泽东善用新闻媒体实践    
    1911—1920年是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准备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阅读改良派、革命派的报刊和部分马克思主义报刊，先后接受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启蒙教育，初步形成了对报刊的看法以及早期的新闻思想。
    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协理员，并于第二年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课，成为我国第一批系统学习和研究新闻学理论的人士之一。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会长由蔡元培担任，由留美归国的徐宝璜教授和著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其中邵飘萍对毛泽东影响最大。1974年一次接见外宾时，已是81岁高龄的毛泽东仍然谈到邵飘萍，说他的思想和人格对自己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迅速掌握了有关现代传媒的理念，并学会了办报的方法，特别是邵飘萍总结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的巨大舆论功能，对毛泽东日后善用新闻媒体的实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周刊。这份诞生于“五四”运动初期的报纸，紧握大方向，出色地宣传最新思潮。尽管刊物问世短，但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是当年进步报刊的楷模。1919年9月毛泽东接手改革《新湖南》周报，1919年10月担任湖南《大公报》馆外撰述员，1919年12月创办平民通讯社，1920年9月为《湖南通俗报》当参谋等。同时，毛泽东还先后在北京《新青年》、《北京大学日报》，长沙的《女界钟》、《通俗教育报》，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文章。通过这一时期广泛接触报刊以及亲自撰写文章，毛泽东利用报刊的宣传效果发表评论针砭时弊，倡导民主政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21年建党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结合党的政治政务要求来重视和开展新闻工作。
    党的一大决议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参与《向导》、《前锋》等党刊的工作，1923年创办《新时代》月刊，创刊号头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是毛泽东在建党以后公开发表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政论文章。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针对当时忽视政治宣传的糊涂认识，毛泽东着手筹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亲自兼任总编。创刊之际，正值反共阴谋的“西山会议”刚刚收场，面对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明确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接着，他又针对当时的斗争实际，提出“向反革命宣传打破反革命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在主编《政治周报》过程中，毛泽东先后以“润”、“之任”、“毛泽东”署名在《政治周报》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报道，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投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面目，一时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声讨右派的舆论攻势，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宣传。
    可见，毛泽东通过早期的新闻实践，熟练掌握了新闻媒体的传播规律及其工作方法，深入了解新闻媒体的传播特点，深谙媒体在宣传发动民众、传播观点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将新闻媒体视为与“枪杆子”同等重要的战斗武器。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诸多新闻传播中大多亲自上阵，亲笔为媒体撰写大量稿件，既是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善用新闻媒体实践    
    土地革命时期，面对艰苦的军事斗争，毛泽东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情况。在进行反军事“围剿”和反经济封锁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也领导红军展开反文化封锁的斗争。除了利用敌方、友方的媒体了解到各种信息外，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普遍办起了壁报和《时事简报》。建立了中央苏区后，又创办了两份正式的报刊：一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另一份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红星报》。毛泽东对于这两张报纸的出版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领导。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苏区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的发行量。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疑心极重，在新闻宣传上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严密的封锁。为了打破舆论封锁，毛泽东采取了许多灵活机动的善用媒体的宣传策略。
    第一，利用媒体推动工作，立足自身，全党办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宣达……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1942年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征求各方面意见时指出：“经过报纸把一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这种利用报纸来推动中心工作开展的方法，成为我党的一条重要经验。1944年3月，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各级党组织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办报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使办报纸（包括墙报）成为像开会一样的工作方式，“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第二，借助中外媒体向国统区及至国外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1936年和1937年，
毛泽东先后接受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专访，介绍中国革命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斯诺以毛泽东谈话为主要内容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并成为当时的国际畅销书。通过这些记者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长期的新闻封锁，使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对中共有了更真实的认识，为中共和人民军队的抗日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畅谈国内外形势并认真回答记者提问。大部分记者写出了详尽而公正的报道，帮助中共冲开了严密的舆论封锁，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并且，有许多中外记者通过采访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的还成为了中共的朋友，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如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
    第三，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方式和各种机会、场合，不失时机地开展抗日宣传，扩大中共舆论影响。1940年，毛泽东批示，在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把新华社的文字稿改写为广播稿，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试播，使大后方和广大沦陷区拥有几十万台收音机的听众直接听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1941年12月又开通了日语节目。此后，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争夺新闻发言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时国民党牢牢控制着新闻发布权，不允许任何媒体报道事件真相，只有延安电台的电波能够冲破层层封锁，向全国人民反复播出皖南事变的真相，及时披露了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不难看出，在传播手段与舆论环境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建立和壮大官方传播渠道，主动发布重要观点和重大新闻，充分整合利用第三方传播资源，从而改变了敌我双方传播力量对比，扭转了政治宣传上被动挨打的局面，有力地配合了政治上的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善用新闻媒体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肩负着通讯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项任务，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向国内外进行舆论宣传、指挥战争的有力工具。这一时期，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看新华社电讯，不仅作出指示甚至指出应如何处理。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为此，毛泽东于6月30日就新闻报道揭露蒋军向我进攻的问题，写信给时任新华社代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信中指出：“从现在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在转战陕北的艰苦环境里，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为新华社修改了大量稿件，并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社论、时评和新闻等。1948年4月2日，毛主席应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要求，就新闻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党报的任务、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党报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党报工作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
    在解放战争全面反攻阶段，毛泽东不仅成功地指挥着各个战役，同时也以媒为武，利用媒体舆论战吓退敌人进攻。1948年当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之时，蒋介石于10月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密商，拟乘我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偷袭已被我解放的石家庄。当时石家庄除少量守城部队外，没有别的战斗部队，几乎是一座空城。石家庄处境艰险，西柏坡危在旦夕。获此消息后，毛泽东在1948年10月22日我军解放郑州当天为新华社写下《我军解放郑州》的消息，并每隔一天为新华社撰写一篇新闻，7天内共写了 5篇新闻。第一篇消息是新华社 25日播发的：《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毛泽东把蒋介石要偷袭石家庄的消息公诸于众，使其阴谋昭然若揭。第二篇消息是27日播发的：《华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同日播发的第三篇消息是：《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毛泽东把我军的战斗情况明明白白地告诉敌人：我解放区人民已做好充分准备，蒋、傅军胆敢来犯，必将有来无回。第四篇消息是29日播发的：《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口播稿），将敌军的行动告诉人民群众，一是让我军民一致抗敌，二是告诉蒋、傅，你们的行动我军了如指掌，我已做好战斗准备。第五篇是31日播发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一篇仅600字的述评，把敌人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和后顾之忧，讲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似有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聚而歼之的气势和决心。新闻播发后，立见成效。傅作义收听广播后，大为震惊，认为自己的作战意图已被识破，取胜已无多大希望。他怕继续南进会“中计”，因此只好作罢。毛泽东善用新闻舆论击退敌军千军万马，成功地执导了一场现代军事史上的“空城计”，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佳话。
    在淮海战役的决胜阶段，毛泽东采取了武力突击和政治攻心并举的策略。而且非常善用广播讲话，阐述我军对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实行宽大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极大地发挥了瓦解敌斗志，促其投降的作用。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1948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此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消息和评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并为我党的新闻宣传报道留下了辉煌的篇章。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和朱德于 1949年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后，毛泽东撰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等新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的珍品。
    总结毛泽东同志的新闻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善用媒体首先是要深入媒体，只有充分掌握媒体的传播规律、特点及发展趋势，才能充分调动媒体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深入进行媒体实践，才能更有效保证传播者理想的传播效果。二是善用媒体，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打造并壮大主流传播渠道体系。在传播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特别要加强对新媒体的建设和引导。三是善用媒体必须做到主动传播。善用媒体不是被动挨打式的危机公关，而是主动进行议程设置，主动引导社会主流舆论。四是善用媒体的同时，必须研究受众心理。媒体传播本质是与受众的对话，若不顾受众心理的单向灌输式的传播，放到微博时代，其效果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