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关于为什么必须强调“群众工作”系列时政评论汇总

伴随一系列深刻变化和调整，带着改革攻坚的坚强决心，中国迈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把握战略机遇、驾驭复杂局面，千头万绪的工作，从何入手？执政者的脚步，可见端倪。

新年前，胡锦涛总书记深入北京的廉租房、供热站、蔬菜大棚，考察民生；元旦期间，温家宝总理冒着风雪来到牧区，访贫问苦。这其中，人们看到同一个关键词——“群众”。

“群众”一词，内涵丰富；群众工作，意味深长：群众利益、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莫不包含其中。不久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在谋划未来蓝图之际，胡锦涛同志告诫全党，必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这背后，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坚定共识：群众是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都不能丢、不能忘。这背后，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给予，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民众的权利。

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到社保体系的完善；从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到对群众“四权”的保障……近年来，我们的群众工作有新成效，现代社会新型党群关系也正在完善。但就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无论是征地拆迁的野蛮粗暴，还是特殊人物“定制招聘”的问题；无论是以维稳为名的欺骗遮掩，还是对舆论监督的强烈反弹，林林总总的“事件”中，有利益纠葛，有观念冲突，也不容忽视干群关系的淡漠、群众工作的失误。

个案折射普遍性问题。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有的群众观念淡薄，不屑做群众工作；有的对群众没有感情，不愿做群众工作；有的缺乏基层经验，不会做群众工作；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做群众工作。甚至还有一些人漠视群众疾苦，违背群众意愿，侵害群众利益，站到了群众对立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侵蚀信任、消解共识，陷群众工作于被动，透支着我们在党群干群关系上的政治优势。

近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我们积累了群众工作的巨大“存量”，这是坚实的执政基础，也是难得的政治资源。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应对变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掘群众工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增量”，就可能出现“民意赤字”，消耗掉既有的存量优势。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党群的鱼水之情、依靠成功的群众工作，让小推车推来百万雄兵的力量，走好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在接下来更为漫长、也更为艰巨的征途上，我们更需要做好群众工作，汇聚起推动现代化巨轮不断向前的力量。

很多领导干部反映，今天的群众工作更难做了。确实，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时代，群众已不再是抽象的“整体概念”，而是具体的“利益个体”。能否密切干群关系，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否协调“利益关系”，能否厘清“公利与私利”的关系，能否摆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归根到底，能否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真正关心他们的幸福和尊严，决定了我们能否找到属于新时代干群关系的“增量”。

快速增长的经济、富于变化的社会和一日千里的技术，为群众工作带来了过去不曾有的新问题，但也提供了过去不曾有的宝贵资源。当公安部门的微博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厅哥”，当各种法律法规征求意见动辄以万计，当越来越多公民自愿加入社会服务，可以看到，我们有了更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丰富的各种资源、更先进的科技手段，群众工作理应更有条件、更有智慧、更有方法。

2011，“十二五”蓝图在“加快转变”中起笔。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始终不能忘记——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近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我们积累了群众工作的巨大“存量”。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应对变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掘群众工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增量”，就可能出现“民意赤字”。

伴随一系列深刻变化和调整，带着改革攻坚的坚强决心，中国迈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把握战略机遇、驾驭复杂局面，千头万绪的工作，从何入手？执政者的脚步，可见端倪。

新年前，胡锦涛总书记深入北京的廉租房、供热站、蔬菜大棚，考察民生；元旦期间，温家宝总理冒着风雪来到牧区，访贫问苦。这其中，人们看到同一个关键词——“群众”。

“群众”一词，内涵丰富；群众工作，意味深长：群众利益、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莫不包含其中。不久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在谋划未来蓝图之际，胡锦涛同志告诫全党，必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这背后，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坚定共识：群众是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都不能丢、不能忘。这背后，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给予，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民众的权利。

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到社保体系的完善；从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到对群众“四权”的保障……近年来，我们的群众工作有新成效，现代社会新型党群关系也正在完善。但就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无论是征地拆迁的野蛮粗暴，还是特殊人物“定制招聘”的问题；无论是以维稳为名的欺骗遮掩，还是对舆论监督的强烈反弹，林林总总的“事件”中，有利益纠葛，有观念冲突，也不容忽视干群关系的淡漠、群众工作的失误。

个案折射普遍性问题。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有的群众观念淡薄，不屑做群众工作；有的对群众没有感情，不愿做群众工作；有的缺乏基层经验，不会做群众工作；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做群众工作。甚至还有一些人漠视群众疾苦，违背群众意愿，侵害群众利益，站到了群众对立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侵蚀信任、消解共识，陷群众工作于被动，透支着我们在党群干群关系上的政治优势。

近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我们积累了群众工作的巨大“存量”，这是坚实的执政基础，也是难得的政治资源。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应对变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掘群众工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增量”，就可能出现“民意赤字”，消耗掉既有的存量优势。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党群的鱼水之情、依靠成功的群众工作，让小推车推来百万雄兵的力量，走好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在接下来更为漫长、也更为艰巨的征途上，我们更需要做好群众工作，汇聚起推动现代化巨轮不断向前的力量。

很多领导干部反映，今天的群众工作更难做了。确实，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时代，群众已不再是抽象的“整体概念”，而是具体的“利益个体”。能否密切干群关系，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否协调“利益关系”，能否厘清“公利与私利”的关系，能否摆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归根到底，能否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真正关心他们的幸福和尊严，决定了我们能否找到属于新时代干群关系的“增量”。

快速增长的经济、富于变化的社会和一日千里的技术，为群众工作带来了过去不曾有的新问题，但也提供了过去不曾有的宝贵资源。当公安部门的微博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厅哥”，当各种法律法规征求意见动辄以万计，当越来越多公民自愿加入社会服务，可以看到，我们有了更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丰富的各种资源、更先进的科技手段，群众工作理应更有条件、更有智慧、更有方法。

2011，“十二五”蓝图在“加快转变”中起笔。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始终不能忘记——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群众工作，头绪繁多，而“利益”统其关键，制其要害。

群众工作，本质在于密切党群关系，核心在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体现本质还是抓住核心，都绕不开利益问题。维护群众利益，才能赢得人心，凝聚力量；理顺利益关系，方能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从“利为民所谋”到“包容性增长”，从免除农业税到深化医改，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保民生”，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社会建设图景，执政者的理念与实践，无不立于群众利益这个基点，无不系于改善民生这个旨归。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一些地方矛盾纠纷不断，群体性事件频发，尤其是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宜黄事件等社会震动很大。警钟一再响起，发人深省。表面上看，这些事件事发偶然，而追根溯源，则是“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地群众利益没有得到维护，甚至受到损害，干群关系长期冷漠疏远，甚至出现对立。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原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感于现实，这样直言：现在一些干部已经把自己甚至把党放在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这是做群众工作的大忌。从“替谁说话”的割裂，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的骄横，从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占据保障房、低保指标，到一些地方通过文件、审批内部安排干部子女就业，透过这一系列新闻事件，我们也看到少数干部个人利益的“野蛮生长”，更感受到了种种不当个人利益对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伤。

从根本上说，干部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党员干部当然有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权利，但是，这个利益的追求，不能像“经济人”那样片面要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更不能依托权力、地位的优势，让个人利益信马由缰，一路狂奔，导致“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岗位权力私有化”等不良现象。底线不可无，雷池不能越，那就是在党纪国法的规定内用权做事，为人处世。如果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必然要侵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到群众的对立面。

利益结构变动不居，利益现实纷繁复杂，党员干部如何明辨自身方位？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的关键。”权力姓公不姓私，执政为众不为寡，指明了干部手中权力的本质属性，也为干部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群众利益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变化，呈现不同的时代内涵。今天的群众利益，早已不局限于物质利益，而是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各项权益。今天我们所做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在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权利期待普遍提高的全新背景下开展，“权利时代”的到来，使权力的运行面临更多更高的要求，善待权利，已成为执政者的一项基本素质。

群众利益无小事，没有比群众利益更大的公共利益，没有比群众呼声更强的民意诉求。维护群众利益，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力者不能伤害权利，把尊重群众权利作为工作前提， 把握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决不能随意以“公共利益”推动地方发展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进行野蛮拆迁、非法征地；更不能简单地以为了群众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的现实利益，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纵观世界政治史，人民群众对政党的选择标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能否代表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回顾我们党立党近90年、执政60多年的风雨历程更可以发现，一刻也不能停止为群众利益而奋斗，这是一个政党的生命所系，也是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

“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的关键。”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群众工作，头绪繁多，而“利益”统其关键，制其要害。

群众工作，本质在于密切党群关系，核心在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体现本质还是抓住核心，都绕不开利益问题。维护群众利益，才能赢得人心，凝聚力量；理顺利益关系，方能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从“利为民所谋”到“包容性增长”，从免除农业税到深化医改，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保民生”，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社会建设图景，执政者的理念与实践，无不立于群众利益这个基点，无不系于改善民生这个旨归。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一些地方矛盾纠纷不断，群体性事件频发，尤其是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宜黄事件等社会震动很大。警钟一再响起，发人深省。表面上看，这些事件事发偶然，而追根溯源，则是“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地群众利益没有得到维护，甚至受到损害，干群关系长期冷漠疏远，甚至出现对立。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原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感于现实，这样直言：现在一些干部已经把自己甚至把党放在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这是做群众工作的大忌。从“替谁说话”的割裂，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的骄横，从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占据保障房、低保指标，到一些地方通过文件、审批内部安排干部子女就业，透过这一系列新闻事件，我们也看到少数干部个人利益的“野蛮生长”，更感受到了种种不当个人利益对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伤。

从根本上说，干部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党员干部当然有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权利，但是，这个利益的追求，不能像“经济人”那样片面要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更不能依托权力、地位的优势，让个人利益信马由缰，一路狂奔，导致“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岗位权力私有化”等不良现象。底线不可无，雷池不能越，那就是在党纪国法的规定内用权做事，为人处世。如果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必然要侵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到群众的对立面。

利益结构变动不居，利益现实纷繁复杂，党员干部如何明辨自身方位？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的关键。”权力姓公不姓私，执政为众不为寡，指明了干部手中权力的本质属性，也为干部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群众利益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变化，呈现不同的时代内涵。今天的群众利益，早已不局限于物质利益，而是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各项权益。今天我们所做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在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权利期待普遍提高的全新背景下开展，“权利时代”的到来，使权力的运行面临更多更高的要求，善待权利，已成为执政者的一项基本素质。

群众利益无小事，没有比群众利益更大的公共利益，没有比群众呼声更强的民意诉求。维护群众利益，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力者不能伤害权利，把尊重群众权利作为工作前提， 把握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决不能随意以“公共利益”推动地方发展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进行野蛮拆迁、非法征地；更不能简单地以为了群众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的现实利益，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纵观世界政治史，人民群众对政党的选择标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能否代表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回顾我们党立党近90年、执政60多年的风雨历程更可以发现，一刻也不能停止为群众利益而奋斗，这是一个政党的生命所系，也是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

1941年，陕北延安打雷劈死了一个人，有个老农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追查，毛泽东立即阻止：“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事后，毛泽东让人调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才有这种气话，于是问题很快被纠正了过来。

重温这样一个故事，不只为了说明一种雅量，更想表明面对群众诉求的正确态度。这在“跨省追捕”事件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在有干部对上访群众要“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的语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反思近年来云南孟连、贵州瓮安等群体性事件，往往与群众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一些地方的群众之所以不断上访，也是由于有关部门“打太极”、“踢皮球”。说到底，是一些干部在面对群众诉求时出了问题，有的群众观念淡薄，不愿回应群众诉求；有的缺乏基层经验，不会回应群众诉求；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回应群众诉求；还有的丧失群众立场，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

于是我们看到，在贵州瓮安事件中，有干部感叹：“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在湖北十堰郭元荣事件中，对“女子卖身救父”的发帖，策划者称“维权须用怪招”；甚至出现了“不信法律、不信权力、只信媒体”，即所谓的“媒治”现象。这些无不在警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科学研判群众诉求，真诚回应群众质疑。现实中，有的地方误以为没有群众表达诉求，就天下太平；一旦有群众上访，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对群众诉求，要么保持畏惧，采取回避推诿的“鸵鸟政策”；要么简单粗暴，把群众诉求当成“不稳定因素”，甚至动用警力压制打击，结果只能是扬汤止沸。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群众的许多诉求都是利益诉求。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诉求的正当性和日常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决，而不能采取“对手思维”，不能把上访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当稳控对象，不能把群众质疑不分是非黑白当敌对舆论，更不能靠手中的权力，对付群众的合理诉求，把本属于个别人的利益诉求，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即便是发生群体性事件，面对群众的批评质疑，也不能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群众关切的话题却总是刻意回避；或者先入为主，认为群众“不明真相”，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否则，不仅会助长人们的“反面猜想”，也会失去反思“在先行为”的机会。正如周永康同志所言，有的地方之所以出现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不征求群众意见、听不进群众意见，甚至对群众意见采取压制的办法”。

去除面对群众诉求的“对手思维”，提高领导干部的“回应能力”，一方面需要消除“思想性隔膜”，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避免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困苦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另一方面，也要打破“制度性迟钝”，从制度上建立群众表达的平台，加大群众评议的砝码，让群众不支持的项目立不了项、劳民伤财的事情开不了头、忤逆民意的干部上不了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坚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想问题、作决策、做工作都从群众利益出发，我们才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主动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群众的许多诉求都是利益诉求。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诉求的正常性和日常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科学判断群众的诉求，真诚回应群众的质疑

1941年，陕北延安打雷劈死了一个人，有个老农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追查，毛泽东立即阻止：“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事后，毛泽东让人调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才有这种气话，于是问题很快被纠正了过来。

重温这样一个故事，不只为了说明一种雅量，更想表明面对群众诉求的正确态度。这在“跨省追捕”事件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在有干部对上访群众要“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的语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反思近年来云南孟连、贵州瓮安等群体性事件，往往与群众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一些地方的群众之所以不断上访，也是由于有关部门“打太极”、“踢皮球”。说到底，是一些干部在面对群众诉求时出了问题，有的群众观念淡薄，不愿回应群众诉求；有的缺乏基层经验，不会回应群众诉求；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回应群众诉求；还有的丧失群众立场，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

于是我们看到，在贵州瓮安事件中，有干部感叹：“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在湖北十堰郭元荣事件中，对“女子卖身救父”的发帖，策划者称“维权须用怪招”；甚至出现了“不信法律、不信权力、只信媒体”，即所谓的“媒治”现象。这些无不在警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科学研判群众诉求，真诚回应群众质疑。现实中，有的地方误以为没有群众表达诉求，就天下太平；一旦有群众上访，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对群众诉求，要么保持畏惧，采取回避推诿的“鸵鸟政策”；要么简单粗暴，把群众诉求当成“不稳定因素”，甚至动用警力压制打击，结果只能是扬汤止沸。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群众的许多诉求都是利益诉求。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诉求的正当性和日常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决，而不能采取“对手思维”，不能把上访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当稳控对象，不能把群众质疑不分是非黑白当敌对舆论，更不能靠手中的权力，对付群众的合理诉求，把本属于个别人的利益诉求，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即便是发生群体性事件，面对群众的批评质疑，也不能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群众关切的话题却总是刻意回避；或者先入为主，认为群众“不明真相”，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否则，不仅会助长人们的“反面猜想”，也会失去反思“在先行为”的机会。正如周永康同志所言，有的地方之所以出现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不征求群众意见、听不进群众意见，甚至对群众意见采取压制的办法”。

去除面对群众诉求的“对手思维”，提高领导干部的“回应能力”，一方面需要消除“思想性隔膜”，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避免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困苦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另一方面，也要打破“制度性迟钝”，从制度上建立群众表达的平台，加大群众评议的砝码，让群众不支持的项目立不了项、劳民伤财的事情开不了头、忤逆民意的干部上不了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坚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想问题、作决策、做工作都从群众利益出发，我们才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主动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与过去相比，现在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这些，理应让我们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交流、为群众排忧解难，理应成为我们做好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

　　“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云南孟连事件后，针对该县原县委书记胡文彬一年内下乡26次都当天返回的情况，当地干部如此反思。

　　与过去相比，现在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这些，理应让我们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交流、为群众排忧解难，理应成为我们做好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

　　然而，一些人由于群众观念淡薄、立场偏移，或者工作意识落后、方法陈旧，没能把良好条件、优质资源用在群众工作上，甚至把这些可贵的资源看成烫手山芋。在他们眼里，经济的发展带来协调利益的难题，便捷的交通提供越级上访的便利，法律法规只是少数人“给领导出难题”的工具，而媒体网络更是混淆视听、制造麻烦的平台。

　　无论是回复千篇一律的市长信箱，“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的感叹，还是时有发生的封网、堵网事件，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不仅没有用好群众工作的“时代资源”，反而乱了阵脚、慌了手脚，甚至是排斥、惧怕这样的变化，使群众工作陷入被动。

　　群众工作的本质，是密切党群联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就是处理好执政者和公众的关系。公众对执政者的判断，不仅来自政治，更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紧密相连，这使得群众工作有一个“开放的边界”，也决定了群众工作强烈的“时代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需要不断发掘新资源、找到新方法，跟上时代的节拍。

　　从党成立之初举办工人俱乐部、农民运动讲习所，到革命年代“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从新中国成立后信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到改革开放年代群众生活的改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时代背景，群众工作也有不同的“外壳”。历史实践表明，做好群众工作，与时俱进同样是一个基本遵循。

　　仔细分析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日益丰富的“时代资源”，既包括更雄厚的“物质资源”——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民生领域的投入能够大幅增加，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也包括网络等前所未有的“科技资源”——网上留言板、博客、微博等，让群众与干部可以零距离、零时差地接触，更便捷地沟通交流。既包括更丰富的“制度资源”——从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到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使得利益关系的调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效推动群众工作由“情感政治”向“理性政治”转型；更包括宝贵的“思想资源”——群众愿意参与到政府和社会的工作中来，民智的搜求、民力的聚集更有效，也能减少政治的“神秘化”，使得干群关系向着良性发展。将这些资源利用好，群众对我们会更信任、更支持，党群干群关系会更密切、更和谐。

　　应当看到，这些资源用好了，群众工作的正面效应会倍增；而用得不好，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小视。比如，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让群众变得更“敏感”，会用比过去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干部和政府。而表达渠道增多，舆论场域变化，也容易让个别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迅速“发酵”。“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在总结运用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要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的要求，把握好、运用好群众工作的“时代资源”，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身上的担子不轻。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充分激发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中，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妥善协调和处理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关切；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寻找与群众交流沟通的共同语言，拉近与群众的思想感情距离。这些，是深刻变化的时代对群众工作提出的全新要求，更是面向未来，不断凝聚起我们事业发展所需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