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社会管理与民生问题 政府怎样当好管家 百姓怎样当好主人

【新闻背景】

　　3月15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发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今年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报告指出，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社会管理的话题引发代表委员们广泛热议。

　　此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

　　今天起，本版推出“民生三问”之社会管理特别策划：“政府怎样当好管家”、“百姓怎样当好主人”、“社会组织怎样当好帮手”。今天刊发第一篇。

　　科学管理好社会，各级党委政府责无旁贷。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面临的挑战还不少。当好这个管家，并不容易。

　　围绕社会管理创新，不少地方政府一直在积极探索。本报邀请两位地方领导，结合当地实践，一起讨论这一话题。

　　　　　　　　　　

　　一问：如何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问：激发社会活力，与发挥党委政府主导作用之间，是否矛盾？怎样把握？

　　朱晞颜：重庆作为年轻的直辖市，有着“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而忠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改革、发展、扶贫、移民等任务十分繁重。

　　从我们自身实际来看，要创新社会管理，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一个重要前提是切实发挥好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各级党委而言，主要是不断提高引领、管理、服务社会的能力，尤其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对各级政府而言，关键是强化其社会管理职能，努力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问：在党委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如何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性作用？

　　朱晞颜：社会管理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要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一定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相信、依靠人民群众。

　　近年来，我们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把功夫下在平时，把群众放在心上”，认真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活动，及时掌握民情，疏导民怨，化解民难，使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达到了98%。

　　我们结合本地特色文化，树立“人人都有创意，个个都是人才”意识，策划开展了“我为忠县发展献一策”等活动。同时，还建立了网上市民中心，畅通网络民意，广泛开展“民评官”等活动。

　　通过这些措施，营造了“干部想着群众小事，群众心系全县大事”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在社会管理中，也要处理好个性化与社会化的关系。一方面通过教育引导提升每个人的素质，另一方面通过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王宏江：群众合理诉求能够得到保障，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目的。从天津市宝坻区的实践看，凡镇村重大事项，必须严格按照“六步决策法”程序决策，突出决策的完整性，最终形成整体推动合力。

　　让群众享受到更多的“知政权”和“知情权”，变“民求官”为“我为民”，符合基层民主建设的要求，符合农村群众的意愿。乡镇街作为最直接面向群众的基层组织，必须强化服务职能。这需要建立一个与之配套的精干、高效、便民的服务机构和服务机制。只有把服务做好了，关系理顺了，才有“管”的资本，方方面面的力量才能调动起来。

　　二问：如何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问：社会的和谐，离不开民生的改善。如何通过改善民生来搞好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忠县在改善民生方面都有什么思路与举措？

　　朱晞颜：说到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核心就是改善民生，赢得民心。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五个重庆”，实施“民生10条”，集中解决了一批突出的民生问题，走出了一条民生导向发展新路子。

　　同时，广泛开展“唱读讲传”，提振精气神；依法打黑除恶，扶正祛邪，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这几年，我们也牢固树立“民生是关键”意识，坚持“共建、共享、共创、共有”执政理念，在抓好市里部署的“民生10条”外，还结合县情做好“移民安稳致富、城乡居民文化建设、农村公路建设、城乡居民饮水”4件民生大事。

　　今年，我们将投资60亿元，解决好老百姓最关注的就业、社保、公租房、教育、卫生等民生问题，为全县群众提供更高品质、更加持久、更广覆盖的民生套餐。

　　问：说到社会管理，离不开政府服务。在创新社会管理，服务百姓方面，天津市宝坻区有何经验？

　　王宏江：推进社会管理工作模式改革没有固定模式，但总体讲，必须以符合地区实际为前提，以最大多数群众满意不满意为衡量标准，以理顺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效能、优化公共服务、保障群众利益为目标。

　　宝坻区在推进乡镇工作模式改革的探索实践中，将变“分散办公”为“集中办公”作为切入点，在乡镇政府醒目位置设立综合服务中心大厅，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或者对现有办公用房进行简单改造，村镇建设、社会事务等办事窗口都各自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

　　一段时间的试运行之后，结合各试点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我们将综合服务中心变为“三个中心” ，即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和综治信访服务中心。同时，将服务向村和居委会延伸，在村（居）委会设立“一站”，即村（居）综合服务站。2010年，“一站三中心”做法在全区推广。

　　三问：如何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问：减少不和谐因素，前提是照顾好百姓利益关切，处理好百姓利益关系。重庆提出在“十二五”全力缩小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忠县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

　　朱晞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差距拉大也不是社会主义。缩小“三个差距”，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

　　忠县是农业大县，缩小城乡差距，关键是加大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力度，大力推进“农户万元增收”。

　　同时，通过壮大产业、建好市场、搞好流通、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力争用5年时间将城乡居民收入比由目前的3∶1缩小到2.5∶1。说到缩小贫富差距，要保障城乡低保标准正常增长，努力扩大“五大保险”覆盖面，力争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

　　乡镇不富裕，全县难小康。我们立足于“强镇”，将全县财政支出的75%投向乡镇，还要求强镇帮扶弱乡，促进均衡发展。

　　问：减少不和谐因素，还要处理好百姓纠纷，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把矛盾消除在萌芽中。在这方面，具体实践中应怎样操作？

　　王宏江：宝坻区委、区政府在深入分析农村不稳定因素和信访问题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基层处置及时得当，1/3以上的纠纷能够在村一级化解；1/3以上能够在乡镇街化解。

　　“三个中心”的建立，使得乡镇街在抓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工作力量更加专业、精力更集中、资源更好整合。

　　在最基层接待群众上访，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可以避免小问题酿成大矛盾或群体性事件。

　　朱晞颜：近年来，我们要求基层组织探索信访和人民调解“双网联动”一线工作法，主动介入抓预防。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隐患建档造册，完善工作预案，责任落实到人。

　　最终，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把握住了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新闻背景】

　　3月16日，“十二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无论是对社会管理格局的规划，还是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公众参与”都是其中鲜明的关键词。

　　公众参与热情高与低，参与渠道通与堵，参与机制顺与阻，都将直接影响社会管理的有效运行。如何参与社会管理，怎样参与更好，这不仅是公众自我提升素质的考验，更是政府与社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的考量。

　　目前，在乡村，村民议事制成为处理不少农村事务的法宝；在城市，各种形式的居民自我管理组织也成为社区管理、纠纷解决的重要机制。各地的实践，正在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奠定着实践创新基础。

　　围绕公众参与，本报邀请三位嘉宾，一起谈谈这个话题。

　　一问：参与热情高不高

　　问：当好主人，首先要有意愿当主人。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高吗？吸引他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难度大吗？

　　马国湘：我曾经全程参与了汶川地震重灾县四川罗江的灾后重建，两年内也多次就当地基层社会管理进行调研。

　　调研中我发现，村（居）民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相对比较强。这是因为乡村作为中国最基层社会单元，本来就有朴素的民主自治传统，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多年来，村民对基层民主生活的参与度很高。

　　因此，只要有一个良好的体系设计，农村社区居民大多都会主动参与到社会管理和自我管理中来。

　　更重要的是，每个村民都深深地嵌在农村政治生活现实场景中，乡村的每一个决策都与他们切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只要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希望发出自己声音、参与管理的热度就不可能低。

　　李小洁：就城市而言，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潜伏”的热情不小。比如，交道口街道的菊儿社区，有一处200多平方米的公共活动地下室，过去居民们都不愿意来活动，利用率低。后来进行改造时邀请居民代表全程参与。活动室的功能、装修方案、后期管理，所有的问题都由居民决定。方案确定后，居民们又分成行动小组，执行方案、监督落实。改造后的活动室，大家一致叫好。

　　一旦尝到“自我管理”的甜头，居民也会更加主动地要求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菊儿社区的68号院，42户人家“票选”出了自我管理委员会，把这个原来“三不管”、居民们“各扫门前雪”的老院子打理得有声有色。

　　董明慧：引导公众参与，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只要是围绕居民关心、社区需要的问题，是能够吸引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近年来，北京各社区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单位、流动人口代表、居民代表参与的社区议事协商制度，广泛征集议题，共同商讨社区事务。像菊儿社区这样的居民参与形式创新，也不断涌现。

　　二问：达成共识难不难

　　问：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公众诉求也愈发多元化。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难以达成共识的状况？

　　马国湘：只要有合理的表达和决策机制、公正的议程、科学的选举民意代表的方法，村（居）民在决策中一般是能够形成共识的。即便出现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议程修改来解决。

　　以罗江县蟠龙镇盐井村为例。全村每5—15户村民推举1名代表，共计３９名代表分别“定向”联系和服务推举出他的农户。他投出的一票要向推举他的村民负责，村民也对授权代表在议事会上做出的决策给予承认。代表商议事项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并通过村民大会公布议定结果。

　　去年调研时，我旁听了一次该村低保对象的村民议事会。议事代表以投票的方式，从26名低保申请村民中确定了22名低保户。对这个结果，绝大部分村民都认可，没能享受上低保的农户也很服气。

　　李小洁：不参与、不沟通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共识。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共同面对矛盾和挑战，不沟通就只在各自世界里“想象”对方的态度和想法，分歧就会越来越严重。

　　交道口街道内的南锣鼓巷是一条具有北京传统特色的街巷，游客繁多，商户与居民的矛盾也一度非常突出，靠政府和居委会协调，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我们举行了一次“社区茶馆”对话会，请各方一起来喝茶，大家坐下来敞开心扉地聊，最后达成共识，商定了化解矛盾的方法。

　　通过参与式方法进行民主协商，发表各自的想法，定位各自的角色，并了解、理解其他人的立场和诉求，才能为寻求共同的目标达成共识，进行决策与合作，最终实现问题的有效解决。

　　董明慧：此外，不断完善社区管理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也是社区居民达成共识的基础。这些年，北京市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居民会议制度，制定《北京市居民会议规则》，规范社区民主决策程序，提高民主决策水平。

　　三问：对话政府顺不顺

　　问：有时，公众的利益与政府或者社会的整体利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异。当出现这些差异时，公众的参与成果如何体现、如何保护？在与政府进行对话中，公众有多大的话语权？

　　马国湘：村（居）民自我管理决策中产生的一些事项，不可能全部做到与政府意愿完全重合。当发生这样的分歧时，一方面，政府不能一厢情愿大包大揽，另一方面，村（居）民不能建立独立王国，毕竟政府决策和老百姓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要实现问题的解决，实际上需要一个“缓冲带”、“调和剂”，也就是应该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可以实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新机制。

　　罗江县金山镇连沟村刚选出议事代表没几天，就遇到修建高速公路与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在村党支部动议下，支部书记蒋贤明主持议事会，代表们通过激烈的讨论商议，敲定了补偿款分配方案，村民们对方案都无条件认可，一天就分配到户。

　　通过公众的有效参与，能够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这就在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社会更为和谐。

　　李小洁：其实，随着公众参与的不断深入，还促进了政府工作模式的转变。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指令式工作模式，现在更多地表现为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在我们居委会，工作模式也逐渐由“我们要为居民办事”转变为“居民要求我们协助办事”。

　　董明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也给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部门深入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服务站为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为支撑、驻区单位密切配合、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这其中，我们十分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以畅通社情民意渠道为主要手段，进一步健全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公民参与机制，不断增强社区民主自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