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东牙聊社之年 夜 饭

“闲时闲日莫张望，新春年夜充个量”。这是艰难时期贫困人家对鸡鸭鱼肉大快朵颐的尴尬与向往。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和少年甚至半个青年时期，就是在这般尴尬与向往中度过的，一直跌跌撞撞到改革开放，日子才逐渐好转。

“莫张望”是真，说“充个量”是假。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以前我们山区农家的年夜饭，基本上是三个荤菜唱主角：一碗油豆腐炆鸡，一碗熏得黄橙亮堂的猪头肉，一碗设法捕捉的野生活鱼。要是哪家能添上一碗红烧项颈肉就算得上丰盛。其余则是半锅炆猪头肉的高汤和剥剩的骨头再用来炆干笋、煮萝卜，分别满满一木端桶，要吃上十天半月，直至有些馊味。尽管年夜饭较平日多了几个花色品种，但全家人还是不能敞开肚皮大吃特吃，尽情享受美味佳肴的舒爽乐趣。

“自己吃了沤屎坑，别人吃了出名声”。淳朴的山里人家杀过年猪留下的心、肝、肠、舌头、耳朵……和少量野味经盐腌烟熏后，自家人一律不会乱吃，全部用于正月里接待客人。长辈们那挂在嘴边“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的古训时常在耳边响起，耳提面命醍醐灌顶，每每令我们沮丧得欲夹又止，只有那些胆大任性的顽皮孩童才会横一块竖一块地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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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的年节习俗更令人啼笑皆非。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迎来送往是必不可少的礼仪。好热情、爱面子、穷大方的主人除薄酒佳酿海饮浅酌外，还会给每位客人煮上一碗滚烫的面条，然后视客人多少，每碗内藏一二个圆圆的整蛋，上面堆一二块厚重的腊肉，香甜诱人。可是，蛋和肉是用来装门面的，只能看不能吃。动筷子之前，客人要将它们一一夹出来，东家用于下次待客。时间一长，蛋会变色，肉会变味。人们便干脆蛋不剥壳肉炆半熟，从初一到十五，管整个新春佳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某乡政府挂职锻炼，去一位乡干部家做客时就曾亲历这种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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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吃好吃歹，一家人团圆过年的确是最幸福的时光。可是，总有些人反而要无奈地往外面奔。小时候的大年三十，每年都有如此难忘的场景：“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叮叮当……”一块梯形小铁板刀铲，一柄烟斗似的小铁锤，既是响器，又是工具，敲打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换桂花糖的一头挑着藤篓，一头挑着圆形糖桶和方形糖盘，走村串户。每当听到这亲切又熟悉的声音，小孩子们迅速将新拔下的湿鸡毛,刚剖开的鸡内金，还有早已积攒好的旧胶鞋底、甲鱼壳、空牙膏瓶……一一搜集起来换糖吃。还有那“咚咚”作响的拨浪鼓，货郎担着针头线脑、发夹纽扣……林林总总的生活小件，拾遗补缺，深受老老少少村妇们的青睐。年关时分仍在他乡疲于奔走的，还有那些接二连三逃荒要饭的乞丐。粮仓空空如也自己都饥肠辘辘的乡亲们，对年关时上门的乞讨者头痛不已；而我们则眼瞪瞪地望着母亲大方地盛满一大碗饭或舀上半小碗米，友好地递给叫花子们。当时，年幼的我时常纳闷，这些人啥时和家人团圆吃年夜饭、晚上又睡到哪里去呢？真为他们担心！

五十步笑百步。其实自己当年的年三十又能好到哪儿去呢？除了有一餐热气腾腾的团圆饭吃外，艰辛的劳动须臾不离。长大一点后，连续几年的除夕，我们父子三人都是在深山密林中伐树、装窑、烧炭，直到家家户户噼噼啪啪的爆竹响近尾声，这时我们才差不多捎把柴火摸黑而回。大年初一仍穿件破棉袄上山烧窑，晚上在窑口烧火熬通宵，初三才能封窑。初四，生产队正式开工，男女劳力又得全员出动上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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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冇钱，回家过年；有喫冇喫，过年回家”。又是一年春节，我们三兄弟又大包小包举家转移至乡下老家，热热闹闹地团聚在父亲母亲身边。父母准备了肥硕的鸡鸭、烟熏的猪头肉，还有各式腊味，我们兄弟也捎上了乡下没有的鲜活和果品。酒水更是丰盈，老冬酒、陈酒娘、白烧酒、红葡萄，更有各式饮品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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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既没有没完没了的繁重体力劳动，也没有欠账还钱烦人琐事，只是搞搞卫生、贴贴春联、烧饭做炊。我主动下到厨房操刀执勺掌铲，让劳累了大半生的父母亲舒舒服服轻轻松松指指点点。母亲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是小人参，面肉汤炆的萝卜又香又甜。父亲说，烟笋为粗纤维，又是绿色食品，炒一两盘，保证受欢迎。他们都说：“‘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样样不能多，荤素要搭配，餐餐吃新鲜的。”

此一时，彼一时。年夜饭的变化，不仅体现着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且体现着人们思维观念的变化，更是体现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

有国才有家。衷心祝愿我们的幸福美好生活万年万年万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