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省府内迁对后方社会的影响(2005年第4期)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人口及各种机关被迫向西部后方进行迁移。东南沿海亦遭日军铁蹄蹂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5月内迁永安，众多外来社会要素在闽中后方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整合，使闽中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奇特的变异。
    一、人口内迁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内迁是内迁的一个重要内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总趋向是由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人口向东南沿海现代化中心区域迁移。而1937年开始的人口内迁，迁移方向却由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向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经济落后地区运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短期内迁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突发性人口反向运动。省府内迁正体现了这个特点。
    随着省会搬迁和厦门失守，不少行政机关、大中专学校、文化团体等各种机构，陆续向永安及其附近的山区疏散。在众多的内迁人口中，不乏富有者，除党政军界外，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较多。据社会学家孙本文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他认为这与受教育愈高，愈具爱国热情与民族自尊心有关，也与其经济地位与生存能力愈强有关。（《教育统计》，载《教育通讯》第2卷第5页，1939年1月）
    内迁人口的社会构成直接促进了后方社会的变化。大批现代高质量人口的内迁与集中，对闽中地区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乃至现代化布局直接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文教科技的繁荣
    抗战前，省高等院校大部分集中在福州、厦门一带，抗战爆发后，这些学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员生流离转徙，不遑居处，而设备欠缺，图书损失，教学与研究之进行，困难孔多，精神上之损失，尤不可以数计。此种学术文化上之浩劫，实为中外空前所未有。”（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第26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徐国利：《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载《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一期） 在福建省高校内迁的过程中，东南沿海沦陷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如苏皖临时政治学院、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等亦先后迁到福建内地。顿时，官佐幕僚、豪绅政客和公教人员接踵而至；不少教授、学者、专家和文化界爱国人士也相继云集永安。其中有先后从港、沪、粤、苏、皖、浙、赣、湘、桂等地辗转来闽的一些知名人士。一向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永安山城，此时不仅成为福建战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我国东南半壁的文化人士荟萃之地。郭沫若曾经说过：“抗战的大后方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抗战时期，先后担任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刘建绪，迫于抗日形势和个人政治斗争的需要，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明，使战时的永安成为进步文化活动的中心，其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内容之广，战斗性之强，斗争之强烈，在东南各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抗战时期，永安的出版发行事业非常兴旺，前后有改进出版社、建国出版社、福建青年出版社等30家；有省政府公报室、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等近20个省属机关、学校设立的编辑单位；有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华南通讯社、永安联合新闻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等4家新闻通讯机构；以及新闻学会、记者公会、教育学会等40余家文化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这些新闻、出版、编辑机构和文化团体，抗战期间先后在永安编辑出版了大量刊物。目前已知道的就有《老百姓》、《福建民报》、《人报》、《建设导报》等12种报纸，有《改进》、《现代青年》等129种期刊，还编辑出版了800多种各类专著，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些读物从各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许多作品和专著出自名家之手，文字酣畅，时代感强烈，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永安各进步刊物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著名作家、学者，先后有100多人，他们当中有马寅初、千家驹、于黑丁、艾青、卢茅居、黎烈文、许钦文、董秋芳、邵荃麟、葛琴、章靳以、羊枣、王亚南、谷斯范、章振乾、王西彦、谢怀丹、赵家欣、陈启肃、林舒谦等等。由于有这样强大的作者阵容和雄厚的编辑力量，使永安出版物的质量和声誉大为提高，有的成为东南各省乃至全国的畅销读物。其中象郭沫若、王亚南等人的一些名著，以及羊枣的军事时事论文，在国外亦享有盛誉。
    随着出版事业的繁荣，印刷和图书发行业务也得到蓬勃发展。抗战期间，永安大小印刷所竟达20家，除机关、报社、出版社自办的以外，大多是私人经营。其中不少印刷所已有铸字、制版等设备，业务甚是发达。图书发行非常兴旺，当时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等设有营业处、门市部、服务部等，经营书刊经销业务，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17家书店与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有频繁的业务往来，成为互相传递讯息、沟通进步读物的一条重要渠道。
    这时期的戏剧活动特别活跃，尤其话剧运动盛况空前。戏剧团体有话剧团、平剧团、歌咏团、音乐团、巡回团、特教团、研究会等10多个。省教育厅戏剧教育委员会先后组建的3个“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从1940年至1943年3年多时间里，先后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演出700多场，观众150多万人次。据有关资料记载，抗战期间全省计有200余个戏剧团队活跃城乡，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不仅影响全省，有的还超越省界、国界。
    这一时期，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仅省会迁至永安后就新办了省立永安中学、音乐专科学校、师范学校、农学院等多所中高等学校。加上从沿海沦陷区内迁的大中专院校，形成了以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和知识群。至1945年，全县有小学74年，中学2所，中等专业学校2所，高等院校4所，原先不平衡的教育布局渐趋于平衡。文化教育的发展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大后方文化艺术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的烙印。
    随着文化教育的内迁，给永安地区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机遇。1942年，永安粮食总产量26000吨，比建省会前增产22%；到1944年，经省工务局登记注册的营造（建筑）厂商有47家；中央、省、各级金融机构11家；永安邮、电两局等级升高，分支机构增加，汽车邮路近800公里，电信设备拥有量达46部；当年发放农业、土地和合作事业贷款计1700多万元（法币），各银行汇入汇出总额计达8亿元（法币），这些项目都位居全省各县市之首。到1945年6月，永安官办和私营的电力、煤炭、建材、印刷、化工、机械等近代工业企业已有43家，手工业行业扩展到30多个，大小商店有530余家，城镇就业人口最多时为9318人；从水路运入和输出的商品总值达4亿元（法币）。由于金融业的发展和商品日益发达，永安商业亦从原始的农贸市场转化为一个初具近代模式的城市消费市场。
    三、其他的社会变化
　　大量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外地人口进入西部地区，对闽中地区的社会发展起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各种整合效应逐渐显现。社会学家孙本文认为：整个抗战时期由于东部人口的大量迁入西部地区，使得后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民俗方面“使东西两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获得合理化和简单化的机会。”（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第261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省府内迁情形也大致如此。
    大批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移民来到了闽中地区，使当地的语言文化发生了变异。一方面，移民的子女受当地方言的熏陶长大。另一方面，移民们尽管来后方多年，却难忘母语，于是出现了语言与地域分离的特殊的语言地理现象。“外省人到福建，最突出的一点感觉，就是城市里很多人会说普通话，这使外省人感到很大的方便，这正是陈仪厉行国语教育的功绩。”（谌震：《永安杂忆》，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第366页）从中也可看出国语对当地语言文化的影响。
    同时，由于人口迁徙，风气大变，价值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闽中地区人口的通婚范围也大为拓展。孙艳魁的研究表明，大批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人民集聚在一起，从而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原先毫无可能认识的人们因为内迁而偶然或必然的走到了一起。（孙艳魁：《苦难的人流》第4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生物具有远缘杂交优势，中国人过去体矮个小，后代身体素质普遍较差，除了营养水平与卫生条件底下等客观原因之外，同姓、同宗、堂表结婚等现象表明婚姻范围狭小，而缺乏远缘优生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今，内迁使得人们扩大了择偶的范围，无疑具有现代人种学上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保全与提高的作用毋庸置疑。
　　大批内迁工厂与人口进入闽中地区，新的技术、知识、观念与风气、新的风俗与习惯等等不断的涌入，冲击了闽中内地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大家庭的瓦解，睦邻精神、宽容精神、同情精神等的延伸，原先的较为封闭的简单的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复杂、开放，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也趋于丰富成熟，如过去几乎没有的资产阶级也因民营工厂的大量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
    总之，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闽中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对的调整。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历史的进步。其动力，无疑是爱国主义起了关键作用。

    作者简介：杜香芹，女，三明学院政法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