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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都会为某件事或某一类事作出过决断或指示。但如果所作的决断或指示，或者同已有规定相抵触，或者同其他指示或决断相冲突，或者不符合实际情况，该怎么办？你既然是一个主要领导人，你的任何决断或指示一定会有许多人支持，当有矛盾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不同意见，从而众说纷纭。在此时，又该如何办呢？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领导者要勇于否定自己，而且要善于否定自己。
唐朝贞观年间，在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下，朝廷开展了选拔推荐人才的活动。由于这个活动规模声势宏大，就有人打算混水摸鱼。太宗听说有人谎报官阶和资历，就命谎报的人自首。并警告说，如果不自首一经查出，便处以死刑。
过了不久，有一个谎报资历的人事情泄露。大理寺根据国家的法律，将这个判了流放。太宗听说这件事以后，就把大理寺少卿戴胄找来，问他：“你本来知道我当初下的诏书上说，不自首的人处死刑。现在，你判处他为流放，这不是向天下人表示我说话不算数吗？”戴胄回答说：“要是陛下当时就杀了他，这不是为臣我所能管到的事。但是，现在你既然已经把他交给大理寺处理了，我就不能违背法律。”太宗问戴胄：“那么，你自己遵守了国家法律，却让我说话失去信用吗？”
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以取信于天下的，国家的信用才是大的信用。您所说的话，只是当时凭着一时的喜怒讲出来的罢了。陛下一时发怒，想要杀死他。所以知道不能这样，才又将他送给大理寺按照法律处理。这正是您忍耐小的忿怒而保持大的信用的结果。我觉得陛下的做法非常可贵，因此很值得珍惜。”
听了戴胄的这番话，李世民说：“在我执法有误的地方，你能够纠正我，我非常感谢你。”于是，太宗李世民改变初衷，同意了大理寺的判决。
又有一次，乐蟠县令偷盗官仓中的粮食，唐太宗盛怒之下，特令刑官立即将该县令处斩。但按唐朝法律，偷盗官粮罪不及斩。许多官员劝谏太宗，太宗均不接受。
谏议大夫魏征见大家未能劝住太宗，便站出来说：“法律是陛下亲自设立的，天下所有的人包括陛下都应该遵守，不可违背。如果陛下不遵守法律，而将不该判死罪的人处死，就会引起人们的恐惧。若再有偷官粮的人，陛下如何处置？制订的法律还要不要执行？”
一番话问得唐太宗无言以对，只好承认魏征的话是正确的。于是，唐太宗命有司按照法律将乐蟠县令判罪，监于狱中。
唐太宗作为一国皇帝，能有如此改正错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这两个例子也表明下述几个问题：
（１）作为一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有勇于认错、勇于否定自己和超越自己的气度。这不只是个领导作风问题，也是领导者的品性问题。
（２）勇于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根子在于出以公心，考虑长远，顾全大局，同时出于理性思考，考虑社会心理，而不是从一时一事出发，从意气和情绪出发。
（３）勇于否定自己和超越自己。就要认真地、不厌其烦和不厌其详地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批评自己的意见，而且要对事不对人。要从不同意见中抓住要领，确认本质，找出关键。
（４）努力创造一种让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当然要出以公心）的民主气氛。唐太宗李世民在朝期间，就开创这一种气氛。毛泽东早在１９５７年就正确地提出：要创造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后面做得并不好，但他讲的这段话是非常好的。
（５）不论别人、下属使用何种语言表达方式进行规劝与批评，主要领导者都要襟怀袒荡，实实在在地承认错误，明明白白地否定自己身上该否定的东西，不要文过饰非，不要羞羞答答，特别不要找借口由“正确”（实为错误）转向新的“正确”。
选自《领导决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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