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对社会治安影响的调查报告

　　　　　　　　　　　　　　　　　　孙晓波

　　澧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2008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员为17.1万人，目前止返乡的农民工为2.7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的16%。春节过后，继续外出务工或找工作的农民工为17362人，占返乡农民工的64.3%；在本县就业的农民工为9638人，占返乡农民工的35.7%。大批返乡农民工给社会治安状况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农民工返乡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1.矛盾纠纷呈现增多趋势，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一是土地承包纠纷集中。土地承包纠纷在各地普遍存在，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后，由于生活困难、利益驱动等原因，强烈要求收回原承包土地，与现承包人多次发生矛盾，引发毁损青苗、打架斗殴等事件，严重的还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由于政策法律与农村现实出现冲突，加上这些返乡农民工外出时间很长，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基层干部为此头疼不已。据统计，全县土地纠纷占到矛盾纠纷总量的50%以上，尤其以城郊乡镇、湖区平原乡镇最为集中。自去年9月份以来，澧阳镇共受理土地纠纷74起，同比前年增加40起。澧阳镇白米村仅今年2月11日一天就发生3起返乡农民工土地纠纷，引发毁损青苗、打架斗殴事件，镇村干部疲于奔命。小渡口镇、闸口乡春节前后多次发生因土地纠纷引发毁损青苗案。当前土地纠纷主要为三类：一是返乡农民工与各类移民之间的矛盾；二是返乡农民工与在家农民之间的矛盾；三是返乡农民工与村里之间的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有四点：一是土地延包工作不扎实、不到位，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没有完成延包工作。二是一些外出务工人员过去为了逃避繁重的税费、提留，对自己的承包土地长期抛荒，有的时间长达10年以上，致使村里将抛荒的土地重新调整给当地农民和移民，有的还经过了消赤减债处理。三是土地流转不规范，口头协议居多。四是土地升值产生的利益驱动，土地由“包袱变财富”。一方面是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大，不但不用上交税费，还能获取补贴；另一方面由于各类建设的加快，土地征收补偿金额加大，特别是城郊结合部。据预测，土地纠纷爆发的高峰期将出现在三四月份的春耕期间以及十月前后秋冬播期间。二是债权债务纠纷严重。农民工返乡后，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碰头，引发纠纷。一是村集体要求补收外出务工人员的税费欠帐，甚至在办证服务时设置障碍。二是有的外出务工人员要求讨回村集体欠帐，这里以原村干部居多，都是当年为村里借资上交税费产生的债务。大堰当镇九堰村返乡农民工刘某（其夫周某系原村支部书记，与村集体存在债务纠纷）多次向村集体讨要债务，并以喝农药、割脉自杀相威胁。张公庙镇护国村返乡农民工李某，给当地某企业借款10多万元，因该企业经营不善，多次讨要未果，面临血本无归的可能，而且和他一样借钱给该企业的农民工还有7个左右。三是户口婚姻矛盾突出。一是户口问题。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外流动频繁，与所在地户籍部门长期失去联系，错过了几次户口整顿，加上故意躲避税费而销户，以及违法生育等原因，致使户籍资料不全、遗失，口袋户口、黑户口现象增多。部分农民工在外结婚，因为没有户口，未办理结婚证，导致小孩上户困难。小渡口镇东风村返乡农民工要求补录户口11户，有8户无结婚证。二是婚姻矛盾。农民工长期在外务工，婚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加上工作难找、工资不高，返乡之后，婚姻矛盾增多。特别是本地与外省市通婚较多，出现纠纷调处较难。闸口乡司法所春节期间调解纠纷7起，其中涉及返乡农民工2起，且都是婚姻纠纷。大堰当镇某村民外出打工3年，去年因工厂倒闭返乡，收入降低，女方就提出离婚。四是邻里之间的老纠纷爆发。农民工返乡后，接触磨擦增多，因土地、宅基地、人际关系、生活作风等引起的邻里纠纷上升，特别是“算老帐”的多，报旧怨的多，私了的多，大多数不经过法律程序。返乡农民工中，普遍存在借返乡之际把在外期间不能了结的纠纷做个了断的想法，突出的是要了结留守老人或孩子纠纷，极大地增加纠纷调处难度。大堰当镇安合村2户留守老人（其子女均外出务工），为宅基地纠缠不清，发生冲突，多次扬言等子女返乡后，要搞个鱼死网破。五是交通事故纠纷不容忽视。农民工大量返乡，导致人流、车流增多，特别是农村以摩托车居多，车辆性能不强，安全意识欠缺，致使交通事故多发，引发纠纷。
　　2.侵财性犯罪案件上升，破案难度加大。尽管和往年相比，刑事、治安案件没有明显的上升，但是仍然呈现高发案趋势。而农民工集中返乡后，导致矛盾迭加，管理难度加大，特别是极个别人在生活压力下，可能会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两抢一盗”等侵财性案件增多，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破案难度加大。根据当前调查情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盗窃案多发。特别以盗窃摩托车居多，大堰当镇去年破获1起盗窃摩托车案，经审理查明，系2名外出返乡人员作案。而在方石坪、洞市等偏远山区乡镇，出现了多起盗窃人情款案件，涉案金额较大。二是作案手段智能化。据调查，农民工返乡后，从发案情况进行分析，局部地区犯罪行为手段出现新变化，犯罪意识更为大胆，性质更为恶劣，作案技巧明显提高，出现智能化倾向。澧阳镇春节期间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出现了防盗门被整块撬掉的新型案件。三是作案手段暴力化。大堰当镇去年一年无1起抢劫案，今年正月初六早晨发生了1起抢劫中巴车司机案，案值6000多元。据公安部门初步侦查，极有可能是返乡农民工作案。四是流窜作案增多。返乡农民工中的违法分子多流窜作案，信息没有共享，案底难掌握，并与外地犯罪分子相串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防范打击难度大。五是少数有前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同期返乡，不安定因素增多。据调查，大堰当镇去年就有20多名在广东犯罪人员被请求核查资料，这部分人返乡后是一个重大治安和稳定隐患。该镇刑释人员肖某返乡后没有住房，没有生活来源，多次要求政府解决问题，扬言得不到解决便重操旧业。六是公复场所寻衅滋事增多，性质更加恶劣，多次发生吸毒、打架斗殴等案件。
　　3.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收入降低，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一是目前企业不太景气，就业十分困难。二是今年企业工资待遇普遍降低，农民工收入降低。大堰当镇某村民去年在北京某装修公司打工，年初月工资2500元左右，年底就降至1200元。因嫌工资低而返乡从事卤菜加工。三是务农收入太低，自主创业困难。在家务农，因为基础设施落后，抗灾能力差，农业仍然存在“靠天吃饭”的现实，加之流通信息不畅通，科技含量不高，导致收入太低，难以养家糊口。而自主创业主要受资金、技术和市场风险的困扰，难以保障农民增收。由于就业创业困难，失业和闲散人员必然大幅增加，容易诱发利益敏感，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
　　4.工作、生活压力导致心理压力，可能引发严重刑事犯罪。当前的危机和困难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国际背景，解决起来并非一朝一夕。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危机取决于信心。而经济危机导致的收入下降和现实存在的收入差距、政府管理越位等，以及当前工作、生活上的极大压力，极有可能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和信心上的丧失。有些失业人员和低收入者可能心如死灰、铤而走险，报复社会，从而引发严重的刑事犯罪。
　　二、建议与对策
　　1、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要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全面地动态排查，详细了解和登记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密切关注返乡农民工的动向和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措施，积极予以解决。既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又要充分考虑农村实际，尽快出台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移民扶持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积极主动化解矛盾，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2、扎实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深入开展以“两抢一盗”为重点的严打整治斗争，特别是涉及侵害农民利益的案件，重拳出击。大力加强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确保农村一方平安。
　　3、积极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各级政府要将就业创业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来抓，切实摆上议事日程。一是建立返乡农民工就业指导协调机构，组建专门的劳动保障联络员队伍，覆盖到各个村、企业。专门负责了解农民工就业状况和返乡情况，负责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监测统计，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指导。二是搭建经常性的求职平台。广泛收集、提供就业信息，经常性召开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平台。三是加大就业专项资金投入。中央要在就业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援助，免费开展就业培训、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对吸纳农民工就业企业给予就业补贴等。四是大力挖掘就业岗位。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对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发展高效农业。五是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以创业带动就业。积极实施自主创业扶持政策，扎实解决资金、项目、流通和技术等方面的难题。特别是国家已经出台的一些扶持政策，要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不能打白条。比如农行“惠农卡”、信用社支农贷款等等，要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在降低风险的情况下，真正让老百姓受益。同时，地方政府可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基金，支持创业。六是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国家应出台强制政策，对稳定就业半年以上且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必须为其办理失业保险，在其失去工作后要纳入失业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使之在失业后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尽快建立可转移、可接续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
　　4、加强政策法律宣传和服务。要全面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工作，不断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避免不正当维权导致的上访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成立维权组织，加大维权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