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发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述表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必须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找寻答案。我们要通过对中华文明“五个关键”历史节点的回顾，深刻回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历史之问。

殷周之变，从尊神到敬德，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因密码。王国维曾经谈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实力雄厚的殷商政权被推翻后，殷人一直以来“受命于天”的学说不攻自破，周人在总结前人覆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天命思想，其中突出的特色就是“天命”被赋予了道德的内涵，也就是“以德配天”。“德”第一次被引入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警戒后来人要励精图治加强私德修养，以德政来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这是我们今天“以德治国”的思想源头。同时，周实行宗法制度，强调家国同构，为我们今天“家国情怀”“家国天下”提供了思想基础；周的分封建国，也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智慧；周开创了礼乐文明，让我们今天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周的天下观，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构想提供了思想雏形。

周秦之变，从封建到郡县，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本框架。学界普遍认为，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节点，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国和在此之后2000年的中国存在本质的不同，秦朝的建立使得中国由一个抽象的地理名称转为具体的“大一统”国家。秦始皇在采用法家学说的基础上，实行郡县制、车同轨、编户齐民、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促成了政治、经济、社会、交通和文字等的统一，中华大地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紧密共同体，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整合，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框架。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形态基本形成，即“儒法合流”，实现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整合，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基本的文化框架。

唐宋之变，从门阀到科举，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人才基础。唐宋时期，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阶层固化局面。从汉代中期到隋唐的豪族社会下的门阀士族，无法承担“大一统”文明担纲者的责任，而通过科举考试，一批平民出身的新的士大夫阶层被选拔出来，成为“大一统”文明的担纲者。然而，唐末五代之乱以及佛教兴盛，冲击了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心灵世界，因此更深刻的哲学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宋明理学以“理”为核心，在“存天理”和“灭人欲”两个方面用力，重新塑造士大夫之风，阳明心学在朱子学的基础上，强调了普通人也能成为圣人的可能，儒学从士大夫层面下沉到个体层面，从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人，士大夫真正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合格甚至优秀的担纲者。

元清之变，文明的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扩展与深化。这一时期涉及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游牧民族作为“大一统”秩序的维护者和拓展者，为“大一统”秩序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元代的行省制度和明清的改土归流，为“大一统”的疆域区划和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清朝起源于东北过渡地带，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清朝第一次把中原、草原、雪域、西域、海洋等不同文明形态统合到“大一统”的政权之下，为中华文明的拓展和深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

古今之变，历史的抉择，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历史使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封闭到开放，怎样把一盘散沙的民众重新组织起来以延续中华文明？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众重新组织起来。在基于实质平等的基础上，使中华文明以现代国家的形态得以更新和重建，历史的重任最终由中国共产党肩负完成了。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的承载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文明内生性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历史答卷，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赓续千年文脉、弘扬中华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