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方位：对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

　　一切都在变，只有变化本身是永恒的。

　　在驶向民族复兴彼岸的海面上，中国经济航船的经纬度也在不断变化。

　　这个创造了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经济体，正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新方位，新常态

　　新方位，“怎么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7.7%、7.7%、7.3%、6.9%、6.7%……这是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这条略微下行的曲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图中似乎不大“合拍”。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干扰，过后都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这第四次，究竟是短暂探底还是长期换挡？经济增速能不能“回得去”？降速会不会演变为失速？

　　面对种种质疑忧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冷静观察，缜密思考，对中国经济形势作出新的重大战略判断——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新常态”的概念。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做出系统阐述。

　　新常态，新变化。

　　新常态带来新速度、新方式、新结构、新动力：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动能转向新的增长动能。一句话，中国经济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

　　新常态，新坐标。

　　站在历史的台阶上眺望，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新常态是新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单元”。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一直领先世界。及至近代，错失工业革命宝贵机遇，在时代潮流中长期掉队。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一位跃升至第二位。

　　就这样，中国经济在奋力追赶中进入了新常态。我们的身后，是“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是无数志士仁人的呐喊和探索；我们的前方，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是新常态在我国发展长过程中的历史坐标！正如一家外媒所说：“与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西方国家经历失业型复苏的所谓新常态不同，中国的决策者用这个词定义朝着实现该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发展阶段。”

　　新常态，新认识。

　　这是一个必然阶段——新常态的到来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为什么会有速度变化？

　　因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按照经济学原理，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时也难以大幅提高。

　　因为，总量和基数变大后“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不可能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

　　还因为，资源环境“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为什么会有结构优化？

　　随着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要素投入和能耗污染较少的服务业脱颖而出，产业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要素价格上涨、储蓄率下降，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需求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城镇化提速、产业转移，城乡区域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力资源稀缺性凸显，收入分配结构也将不断优化。

　　为什么会有动力转换？

　　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今天，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从简单模仿转向自主创新。

　　这是一个必经阶段——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其间压力与希望共生，挑战与机遇并存。

　　这一段航程，或许有乱云飞渡的风险。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考题。而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13个国家中人口超过2500万人的只有3个。

　　这一段航程，更要有中流击水的自信。

　　新常态下，尽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聚焦当下，尽管企业经营分化加剧，但过剩产能出清加快，新兴业态兴起，市场活力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尽管就业仍有结构性压力，但总体依然稳定；尽管部分地区和领域财政金融风险累积，但不会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但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经过调整后，中国经济将进入质量更高、效益更好、更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阶段。一家财经媒体对权威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对于今年三季度的中国经济，54%的经济学家认为已经达到L型“竖杠”末端，38%认为已经进入“横杠”，只有8%认为尚未到达“竖杠”末端。

　新方位，新理念

　　新方位，“怎么想”？脑中要有新理念。

　　理念是行动先导，理念如同大脑，指挥着脚往哪儿迈、劲往哪儿使。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发展的进程也正是思路升级、理念更新的过程。今天，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变了，条件变了，理念也必须更新。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为经济新方位标定了前行航向。

　　新理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针对新常态下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新常态下，“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红利渐趋用尽，亟须寻求新动力。创新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算过这样一笔账：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而我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优化更重要，防止“木桶效应”更迫切。协调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把握经济新方位，必须谋划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增强发展的平衡性，不让今天的“短板”变成明天的“陷阱”。

　　——新常态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绿色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明天是“雾霾灰”还是“天空蓝”？眼下，PM2.5的数值时时牵动着人们的目光。高楼多了、钱包鼓了，清澈的河水、洁净的空气却成了奢侈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民众对绿色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只有绿色发展，才是永续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力、土地、能源等传统竞争优势减弱，亟须通过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放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面临重大调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新常态下，要调动所有人谋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对下行压力，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就要让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如果只盯着经济数据的涨落，忽视民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多少，就会透支社会发展潜力，发展也终将难以持续。新常态下，百姓追求的不仅是吃饱穿暖，更渴望活出高质量、挺起精气神；百姓在乎的不仅是看得见的好处，更期盼公平的社会环境、人生出彩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好利益关系，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个人。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显示，所谓“陷阱”，大多是源于资源禀赋变化之后，过去所依赖的发展路径走不通了，新的发展路径又没找到，发展被锁死。新发展理念，正是中国化解发展风险、跨越发展陷阱的钥匙。创新发展才能避免动力衰退，协调发展才能避免失衡失重，绿色发展才能避免环境透支，开放发展才能避免画地为牢，共享发展才能避免社会动荡。五大发展理念彼此支撑、相互促进，回答的是新常态下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着眼的是新方位上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

　　理念不会自动变为现实。如果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蓝图再清晰、方向再明确，也难以把新理念转化为新成效。把握新方位、践行新理念，需要激发新状态。

　　“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新状态，要有担当。

　　新方位下的探索，没有先例可循，可能不被理解：处置僵尸企业，一些企业会关门、不少员工会下岗，要不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一些若干年后、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感知其意义的改革，是不是一定要马上就办？愈是不易，愈见担当。今天错过了宝贵的“窗口期”，明天将面临痛苦的“折磨期”。以新理念适应新方位，需要冲破羁绊的闯劲、久久为功的韧劲。

　　“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新状态，要有定力。

　　定力来自洞察力，既密切关注经济走势，见微知著，又坚持底线思维，做足应对预案；定力就是意志力，为了长远发展而管住眼前的“有形之手”，不为亦是有为；定力源于自信力，相信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强大韧性，相信基本方针和政策储备，不能速度一慢就着急，把新理念抛在脑后，改革遇难就想回头，把发展目标放在一边。

　　“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新状态，还要会作为。

　　过去谋发展的许多老办法不能用也行不通了，今天面对的多是“两难问题”。“会作为”，必须处理好破与立、稳与进等对立统一关系。遇到问题，多个角度想，避免“盲人摸象”；处理问题，牵住“牛鼻子”，找准突破路径。

　　新方位，新实践

　　新方位，“怎么干”？脚下要有新实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站在新方位上的中国经济，为何在关注“需求侧”的同时更多将目光对准“供给侧”？

　　从速度维度看——

　　新常态下速度换挡的背后，本质上是结构调整。靠熬是熬不过去的，靠走刺激需求的老路也行不通。需求侧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挤出效应却越来越大。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从长期入手，立足于结构调整，把政策重心转向供给侧。正如外媒所说的那样：“中国领导层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与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划清了界线。”

　　从结构维度看——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却要大量进口关键装备、高端产品；一方面消费者对质量高、有信誉保障的消费品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却是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导致境外购物热度不减、“需求外溢”。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从动力维度看——

　　新常态要求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由于一个个市场主体的集合构成供给侧，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创新主体的动力和活力，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从“汗水型”走向“智慧型”。

　　从世界经济的坐标系中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绝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相反，“中国以其较早的认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强的体制优势等正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五大政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都融入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火热的“四则运算”中。

　　瞄准过剩产能做减法，“减”出新空间。宏观政策“稳”的同时，产业政策要“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坚定地去是为了更好地进。今年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超额完成任务已成定局。产能减了，利润增了。煤炭业利润涨了一倍，钢铁业扭亏为盈，摆脱了“卖煤球不如卖土豆，钢价跌成白菜价”的苦日子，打了一场“翻身仗”。

　　瞄准短板做加法，“加”出新希望。就业援助、内部分流、转岗就业创业……社会政策托底，保障去产能不影响饭碗，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整合涉农资金使用、产业扶贫长短结合……脱贫攻坚补短板，确保贫困老乡同步奔小康。

　　瞄准创新做乘法，“乘”出新动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让生活更智能，工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让产业更智慧……新技术引爆新产业，新模式缔造新业态。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

　　瞄准放活做除法，“除”出新活力。微观政策要活，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日益宽松，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企业401万户，同比增长27%。改革政策要实，减轻企业税费等成本负担，释放减税红利。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的几步特别关键。

　　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世界1/5人口同步达到中高收入水平……中国经济的新方位，正是复兴之路上的“关键节点”。

　　辨识洋流，认识新常态；扬起风帆，明确新理念；开足马力，投身新实践。在这个重要的发展新方位上，中国经济航船正聚合澎湃之力破浪前行！

记者 田俊荣 白天亮 朱 隽 刘志强 2016年12月14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经济增速由降转稳 发展质量稳中向好

——对 2016 年前三季度经济形势的解读

今年前三季度，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结构性与周期性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平稳运行、新旧动能转化加快、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利润由降转升和民生状况持续改善，成绩来之不易。
　　经济运行呈现由降转稳的向好态势
　　经济增速降幅持续收窄。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6.7%，与2010年同期10.9%的增速相比，下降了4.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幅约0.7个百分点。但逐年来看，GDP增速降幅渐次收窄，今年前三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为0.3个百分点。特别是三个季度经济增速连续稳定在6.7%，说明在持续回落6年之后，企稳迹象初步显现。发电量、货运量、汽车和房地产销售等多个实物量指标改善，进一步佐证经济由降转稳的因素逐步增多。经济增速企稳的关键是投资。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2%，其中8、9月份当月投资分别增长8.2%和9.0%，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尤其是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约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投资，6月份当月同比增速一度为负，但9月份回升至5%。此外，与住行关联的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以及出口低迷对经济增长的下拉作用明显减弱，也对经济增速由降转稳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经济转型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从需求看，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前三季度内需总体对经济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相当于同期GDP增速的107.8%。而内需的贡献主要来自最终消费支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1%，资本形成贡献率仅36.8%；从供给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前三季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2.8%，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服务业内部主要行业均实现快速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5.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14.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3.4%。
　　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良好。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全面实施，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加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得到释放。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211.9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13.7%，平均每天新登记超4万户。其中，新设企业401万户，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46万户，明显高于2015年每天1.2万户。以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VR）、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兴起，以移动支付、网络租车、远程教育等分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0.8%和83.7%，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6.1%，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出15.7个百分点。今年国庆黄金周旅游规模达到5.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7%。
　　企业效益有所改善。随着去产能政策的逐步落实，国内工业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有所缓解，市场预期逐步改善，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受此影响，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由负转正，结束了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销售价格形势好转，加上各项降成本措施的落实，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4%，较去年同期提高10.1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改善，也进一步夯实了工业生产企稳的基础，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尤其是自今年3月份以来，各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基本都在6%的水平之上小幅波动。
　　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总体稳定。前三季度，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总体保持稳定，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收窄。其中，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067万个，提前完成全年就业增长目标，9月份31个大中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为近年来首次。同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与人均GDP增速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增速持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缩减至2.82，较上年同期缩小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去产能持续推进，煤炭钢铁等行业供求关系改善。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今年年初国务院又印发了煤炭和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8月对化解过剩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专项督查，去产能工作积极有序展开。前三季度已完成煤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全年目标的80%以上，特别是三季度去产能进程明显加快。1—9月份，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粗钢产量仅小幅增长0.4%，关停大量生产“地条钢”的小企业。前三季度全国注吊销企业合计116.3万户，同比增长90%。去产能带动供求关系调整，市场预期改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升。截至10月26日，与去年年末相比动力煤期货价格上涨110%，螺纹钢期货价格上涨42%。按照目前推进的力度，全年有望实现化解煤炭产能2.5亿吨、粗钢产能4500万吨的阶段性目标。
　　去库存力度不一，但商品房库存总量连续减少。2014年8月份以来，随着购房限制条件的逐步放宽，房地产市场销售明显改善，商品房库存持续下降，去库存效果初步显现。从总量上看，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库存总量明显下降。1—9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长26.9%，高出2015年同期近20个百分点，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7个月下降，较年初减少4319万平方米。分区域看，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保持高速增长，库存大幅下降，房地产市场甚至出现明显供不应求的情况；其他城市房地产市场也有所提振，尽管库存绝对量没有下降，但库存上涨幅度明显减缓。
　　去杠杆部署逐步推开，地方债务压力和企业负债率有所下降。2010年以来，伴随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我国整体杠杆率上升速度较快，尤其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较快。但随着去杠杆的各项部署陆续推开，债务条件恶化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其中，通过债务置换和实施地方债务限额管理，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大幅降低，有效控制了债务风险。银行核销不良贷款力度明显加大，不良贷款率上升趋势逐步趋缓。通过破产兼并和债务重组，加之企业主动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率略有下降。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3%，连续6个月下降，较去年同期下降0.53个百分点。此外，一直居高不下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总体看也略有回落。近期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对降低企业杠杆率提出了系统全面的政策措施，加之企业经营状况向好，企业去杠杆进程有望继续加快。
　　降成本实施组合拳，企业运营成本有所降低。今年以来，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会保险、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方面持续加大力度。其中，放管服持续深入推进，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在税费负担方面，1—8月营改增实现减税共计2493亿元，试点行业与原增值税行业绝大多数从中受益。在社保缴费方面，5月起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失业保险总费率降至1%~1.5%，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9%。在用电成本方面，通过改变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等政策，降低了全国约60万户工业企业基本电费负担。在物流成本方面，1—9月社会物流总费用同比增长3.0%，占GDP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各项降低企业成本的措施持续推进，效果初步显现，9月份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同比下降0.11元。
　　补短板精准发力，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加强。补短板积极推进，在创新驱动、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改善民生等领域，薄弱环节都有所加强，对拉动有效投资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创新驱动领域，前三季度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3%左右，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1%，国内首台大直径聚乙烯离心机设备等一批重大装备自主研发取得新突破。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领域，农业、水利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增速分别为32.2%、20.5%和43.4%。在民生领域，前三季度全国新开工棚户区改造577万套，占年度目标任务的96%，扶贫开发力度持续加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如果说新常态概括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解决了“怎么看”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政府“放管服”等一系列改革，则明确了经济转型期经济工作的主要思路，解决了“怎么干”的问题。今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运行发生诸多积极变化，这都有力推进了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特征凸显背景下更加期待改革创新
　　经济更加接近持续中高速增长轨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新旧动能转化明显加快，旧动力弱化的下拉力量和新动力壮大的提升力量正逐步接近平衡。房地产投资、出口等传统动能不断弱化，但同时新的动能不断孕育和壮大，在市场化程度高，符合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方向的领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产出和投资增速也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另外，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经济运行也更加接近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轨道。总体来说，2016年我国能够实现6.5%~7%增长的预期目标，对应的人均GDP预计超过8000美元，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与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和韩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当。而日韩在达到类似发展阶段之后，经济增长保持在中高速或者中速水平大体上维持了10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转型企稳更加依靠内需。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贸易增速连续低于全球GDP增速甚至负增长的背景下，外部经济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出口的市场份额总体保持小幅上升态势，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份额基本相当。同时，我国出口占比高的部门产能过剩问题，也明显好于主要服务于内需的部门。这说明，近些年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出口部门调整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而且调整进程快于内需部门。从未来一段时间看，由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边际效果递减，财政政策空间受限，结构性改革迟缓，加上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仍然很大，我国经济转型企稳无疑将主要依靠内部的主动性。2016年我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预计超过三分之一，而欧美日三个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大约五分之一，中国自身内需变化成为国际经济中的关键变量。只有内需潜力得到有效释放，主导产业和消费顺利实现升级，我国经济企稳基础才比较牢固。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更加需要地方体制机制创新。由于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禀赋条件、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体制机制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这一轮经济增速下行和产业调整，区域经济呈现“三个阶梯”式的分化格局。其中，大部分中西部省份经济增速虽有所下滑，但由于产业承接相对顺利，增速仍然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多数都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转型较早、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速略有回落，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明显高于全国。比如，1—8月份广东地方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14.2%和16.1%，比全国同期增速高出8.2和7.7个百分点；比较依赖重化工业或者资源型行业的省份经济增速则明显回落，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大幅下滑，职工下岗压力较大。如果上述市场化环境不佳的地区不能够加快推进机制体制创新，不仅外部企业、资金、技术难以进入，本地大量高端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也会进一步流失，促进经济转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将面临重重困难。
　　宏观管理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国际政策协调。2013年以来，债市、股市、汇市和房市的轮番大幅波动，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凸显新常态下加强预期管理和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转型时期，经济增速波动更加显著，旧的经济结构和惯性思维一再被打破，各类经济主体对此并不适应。若社会预期不稳，不良预期往往会自我加剧，从而加快风险暴露，加大经济波动幅度，增加宏观管理的难度。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重要的经济体，政策调整还必须考虑对全球其他经济体以及对中国自身产生的作用与反作用，加强沟通和协调更有必要。但当前宏观调控中预期管理能力还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有的地区或部门对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回应不恰当，并在大众媒体时代被进一步放大，造成了市场不必要的调整。梳理风险的形成机制和传递路径，改善预期管理方式，完善决策规则和提高决策透明度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打开增长新空间更加依靠改革落地。近两年实践表明，在传统产能过剩、新供给能力不足的背景下，通过凯恩斯式扩张需求稳增长的刺激方式，政策空间正在变小，政策边际效应也呈现递减态势。比如，随着投资效率的逐步下降，通过稳投资实现稳增长面临更为明显的制约。2015年增量资本产出比为6.7，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所需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提高近60%，这直接关系投资回报和资产质量的高低。经济企稳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期盼改革红利的释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地方都推出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力度的改革方案，经济体制改革在破除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逐步展开。初步统计，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事项启动比例已经超过95%。加快改革落地，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是打开经济增长新空间的关键。
　　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已进入由降转稳的关键阶段，新常态特征更为凸显，经济运行中积极迹象不断增多，但与此同时，积累的风险也在显现，经济企稳基础并不稳固。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高位快速上涨，泡沫风险隐忧增加。企业债务水平仍处高位，居民和金融部门加杠杆速度加快，债务风险有所显露。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和资金跨境流出压力加大，外部经济走势和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影响凸显。粮食库存积压问题严重，粮食滞销，农民增收难度上升。旧的矛盾和新的风险相互交织叠加，经济运行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打开新增长空间、有效释放风险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当然，也应该看到，我国拥有很多应对上述转型挑战的有利条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积极主动作为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很大。只要坚持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局，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加快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努力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改革落实力度，充分挖掘增长潜力，中国经济的前景依然光明，也将为全球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李伟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