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退休县委书记对仕途生态的感受和看法

        近年来，随着反腐肃风力度的加大，有关“当官难”的议论逐渐增多，“官员辞职”现象再度引起公众关注。作为一个从政多年的退休人员，笔者李克军愿意就此话题谈点感受和看法。

　　李克军，原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先后在延寿县、阿城市担任县（市）委书记。本文原题为《一个退休干部对仕途生态的观察》，是应《市县领导参阅》之约而写的，刊发于该刊2014年第21期，题目改为《一退休书记对县市的观察》。

1、官员的“风光”与苦涩

　　很多人说，“当官是个苦差事”。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为争得一顶“乌纱”而绞尽脑汁，甚至铤而走险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官”有诸多令人艳羡的好处。

　　物质生活相对优裕。

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薪金虽然不高，但毕竟是按照级别确定的，与普通公务员相比，差距也不算小。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有明文规定的，有约定俗成的，多与级别挂钩：机关食堂，一般要为领导设立小餐厅；出差的宿费报销和补助标准按照级别确定，实权部门的主要领导还可以因“工作需要”突破条文限制；机关组织的住房“团购”，也参照福利分房的办法，按级别排号；“车改”、医疗、取暖等各种补助也要体现级别……

　　这些摆在台面上的福利，差别毕竟有限，而某些实权派的灰黑收入，则很难估量。在“三讲”、“保先”等教育活动中，我见到的市、县、乡三级领导干部的对照检查材料中，几乎全部写有“逢年过节接受土特产、烟酒”、“礼品没有上交”、“偶尔接受礼金”之类的内容。另外，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享受的乘坐专车、顺道旅游、接受宴请、陪客娱乐等待遇，也足以使常人眼热。

　　社会地位相对优越。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满足生存的需求之后，必然产生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领导干部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握有一定的权力，展示自我、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可以较好地实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心理需求也可以相对满足。在“官本位”现象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人们评价一个人的功德修养、才能业绩，往往和官职大小挂钩。一位县级市的主要领导坦言：

　　“在主干线工作，操心的程度难以想象，但是，却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干成一些为民造福的实事。咱虽不敢奢望名垂青史，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得到人尊重，获得赞誉，总是令人欣慰的。另外，咱虽然官不大，但公文包有人拿，车门有人开，讲话有人记，报刊上有名，电视里有影，也比较惬意。”

　　据笔者观察，在县城中，受人敬重的精英群体可以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次是县级领导；第二档次是屈指可数的企业家、重点乡镇及实权部门的一把手；第三档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知名教师、医生等社会名流。也可以说，在基层社会的官、商、学三界中，“官”的地位仍居首位。

　　家属亲友易获荫庇。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多年前，和同学们在公社大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宦门子弟有官做”，下联是“干部亲属不下田”。那时候，百姓心目中领导干部的最大特权是“老婆孩子跟着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方面的情况基本没有变化：不但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在读书、就业、升迁等方面可以得到程度不同的关照，某些实权派还把恩泽之露洒向旁系亲属和同学、战友。

　　笔者曾对某地7位县委书记的夫人任职情况进行过调查。其中，有3位任正科级职务，3位任副科级职务，1位任某局副股级干部。从这几位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地借了丈夫的光。

　　相对于光鲜、奢侈和特权，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辛苦与操劳、艰难与尴尬、压力与风险，虽然媒体时有披露，但总体上仍鲜为人知。

　　“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和生活常态。

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县乡两级党政主官，即使工作目标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也很难四平八稳地上班下班，正常休息。即使偶尔躲在家里，与父母妻儿谈点家长里短，脑海里也难以完全摆脱工作中的兴奋事或闹心事。况且，不期而至的“客人”或意想不到的“事件”随时都可能使他们的家庭聚会中断。

　　我认识的县委书记中，有好几位有这样的习惯：天刚亮就起床(冬季6点多，夏季5点多)，简单洗漱后，不带随员，驱车到下边走一圈，早饭前赶回来。农村的大田播种或田间管理是个什么状态，县里重点工程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城里的背街小巷卫生状况及乡下的村容村貌存在什么问题，都了然于胸，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了。他们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因为工作时间忙于开会、接待、谈项目、听汇报，几天下来，文件就要堆起高高的一摞，需要开夜车处理。有时第二天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或者要发表讲话，需要晚上看材料。有时陪几伙客人吃饭或观看演出后，客人休息了，他们再回办公室处理文件或看材料。这样，就要经常忙到深夜。《瞭望周刊》发表的一篇采访录援引几位县委书记的话说，“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很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

　　“歪嘴和尚”的尴尬和无奈。

人们常说“上边的经是好的，都是基层这些官老爷给念歪了”。实际上，由于改革不配套、不到位，不同政策之间打架、原则要求与具体政策不协调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基层官员不得不在法律政策的边缘上走钢丝、搞变通。最难的工作有四项：

　　一是招商引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相关政策，招商引资不能违背国家产业政策重复上项目，不能在土地出让和税收政策上乱开口子。但中西部地区一直把这项工作列为主要考核指标，并辅之以严厉的督查奖惩措施。结果，在很多地方，投资商不但可以享受土地零地价、税收免二减三等优惠政策，还可以得到厂房建设或设备购置补贴资金。县乡官员，有的是为升迁而迎合上级，有的是在高压紧逼之下，不得不随波逐流。

　　二是征地拆迁。上级一边强调严禁暴力拆迁，一边组织城乡建设、危房改造竞赛或会战，并一再缩短完成任务的时限，有的地方甚至由主要领导带队。遇到拆迁纠纷，即使政府诉求完全合理合法，对个别“钉子户”仍难以实施依法强拆。上级的逼迫和多数群众回迁要求的双重压力，迫使基层官员不得不采取各种拿不到台面的办法搞“灰黑”拆迁，留下诸多后遗症。

　　三是“跑要”资金。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市县，主要靠国家转移支付维持财政运行。而转移支付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需要“跑”或“要”的专项资金。“跑要”上不去，不但城乡建设进程受阻，民生困局难以破解，连政府运转都难以为继。“跑要”离不开一定的智谋和技巧，有时不得不违规越线。为疏通关系而吃喝请送，为取悦关键人物而卑躬屈膝或醉酒伤身的事例屡见不鲜。

　　四是维护稳定。在千方百计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还不得不采取堵截、打压、拖延、收买等饮鸩止渴的“非规手段”控制信访。此外，文山会海、达标竞赛、考核检查等广受诟病的“官活”，也使基层干部疲于奔命，有苦难言。

　　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县乡党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对各种公共事务都要承担无限的责任。相对而言，他们的权力却既大又小。所谓大，是说涵盖面宽，机动性大；所谓小，是说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解释权控制在上级业务部门手中。要办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会矛盾，不得不经常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被媒体曝光或被查处的风险如影相随。

　　一位县委书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信访等重大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表面看，我们大权在握，对治内的事情一锤定音。内心深处，我们有太多的压力和责任、太多的苦恼、太多的困惑、太多的酸甜苦辣。”

　　据媒体披露，近年来心理医生接纳公务员患者和到机关讲学的频率越来越高，公务员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躯体化障碍。比如有想辞职的，有晚上睡不着的，有静不下心考虑问题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如何度过现在以及今后的一段时间。”

2、对时下“官情”的解读不要过于简单化

　　关于从政环境的评估。

某些专家在批评“官不聊生论”时说，过去当官太容易了，现在当官难，对老百姓是幸事。立论的前提是过去以权谋私风险小，现在风清气正纪律严。这种看法，忽视了仕途生态的复杂性。业内人士都清楚，当官的难和易，不仅仅取决于以权谋私风险的大和小。前文所说的四大工作难题和应对考核评比、文山会海等体制病的纠结与尴尬，更是基层官员摆脱不掉的羁绊。

　　从治理体制现代化的角度看，当官太容易和当官太难，都是不正常的。现在的从政环境，总体上是在逐步好转，但是，假话空话盛行、形式主义猖獗、权责界限不清等弊端远未革除。

　　关于“官本位”现象的发展趋势。

有人预测，从严治官可能导致一波辞职潮出现。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

　　首先，“官本位”的制度和思潮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其次，权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仍有超常魔力，三五年内，公务员热可能降温，但幅度不会太大。而绝大多数公务员，内心深处都有升迁的期盼；

　　第三，在官员群体中，经历、素质和价值取向千差万别。部分官员，学养深厚，“入仕”前就有“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经多年历练，已具备顺势而为、通达权变、纵横捭阖、攻坚克难的能力，他们不会轻易退出政界；部分官员，本来学有专长，虽在政界干得风生水起，但权衡利弊，感觉重操旧业或独辟蹊径更能体现自身价值，他们随时可能辞官改行，但这类官员比重不大，基层更要少些；部分官员，并不具备较高水准的专业技能，“吏道”又很娴熟，除了经商，他们离开领导岗位后没什么优势，而就他们的自身条件而言，经商的风险未必低，收益未必高。

　　所以，未来若干年内，所谓“辞职潮”很难形成。一家媒体分别向当地机关办公室、公安、教育、卫生、海关等部门的60名基层公务员分发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受访者中想过辞职的公务员近六成，但最终无一人付诸行动。

3、期盼：依靠民主法治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要求，解决仕途生态中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在体制改革上取得共识，寻求突破，使公共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使基层官员的工作和生活走向常态。从治官的角度来说，应该宽严有度、收放结合。要戴牢、柠紧法治的紧箍咒；减轻、放松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绑控；扩大、落实民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应逐步使“国考”、“当官儿”的热度降下来，使一部分人才转移到其他行业上去，同时把一些适合治国理政的人才吸引到党政机关，并形成正常的流动机制。

　　加快反腐倡廉制度化步伐。

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应该保持下去，以提振全党全民反腐倡廉的信心，形成对贪腐官员的威慑。但是，要真正做到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必须加快由运动式反腐向制度化反腐的转变。包括，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理顺党政关系，解决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乏力的问题；改革财政预算体制，建立名副其实的阳光财政；健全行政审批制度，划分上下级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推进人大制度和司法改革，强化人大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促使司法机关更多地承担反腐肃贪职责；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把权力真正关在现代治理制度的笼子里，等等。

　　改善和弱化政绩考核。

政绩考核和一票否决制，对督促下级干事创业，完成上级各项工作部署，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它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观和偏重于经济指标的考评体系互为因果，形成了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它使“可测度性”偏高的当期经济增长指标决定着考评结果，而难以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评价指标则成了陪衬；它使偏重于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和部门“执考”的考评机制叠加在一起，强化着上级对下级的政治压力，助长了迎考中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从治理体系转型的角度看，应摆脱“一味加强”的思维定式，逐步减轻政绩考核对下级的政治压力，让人大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体、民间组织成为引导和制约官员行为的主要力量。应降低考核工作频率，由每年一次改为一届(五年)一次，摒弃形式主义，提高考核工作质量。

　　大幅度压缩会议文件，清理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达标竞赛活动。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各级党委政府一直在清理压缩，但同时又一直在起劲制造。官员们一直在为此吃苦、为此挨累、为此抱怨，却又似乎乐此不疲，从而成了一道特有的仕途风景线。

　　适度提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务员待遇。

应标本兼治，堵死公务人员灰黑收入的渠道，杜绝除工作特别需要之外的公款消费。同时，适度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薪金，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保证他们在不贪不占的前提下，过上体面的生活。

　　坚持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创新相结合，扎实有效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要确立法律特别是宪法的权威，促使基层干部依法施政，并在法治的框架内放手办事。要把部分公共事务交给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和工作量。

说得很在理，凡事都有矛盾，当官也是一种矛盾，急于否定或者过分肯定都不客观，最终还是在探索中达到一种平衡，这才是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