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三个问题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三驾马车”框架下，显然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这些又必须对接十八大以来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盘部署。
　　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是异常艰巨的。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占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构建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为何此时要转向供给侧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考虑到新常态下对应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科技创新又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包括垫付必要的转轨成本。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等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可观的供给端要素。所以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确实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我们只有特别注意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才能在防范通缩的同时打造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升级版。所以，就必须更多地对供给侧结构问题加以强调和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从哪些重点领域加以实施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五中全会中明确地宣布人口政策进一步调整，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推到“放开两孩”。以后还可以进一步地考虑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进一步把人口政策适应于人口结构化中长期发展需要。这方面的思路，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涉及大量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提出我们主要的意见建议。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现实生活中，深圳的经验又不能草率、简单地在别的地方马上仿效，但从把土地作为一个极为重要、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的确权和流转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心存一个长远目标，对接到一个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久运行的状态上。我们在这个方面已提出了可以展开的一套意见建议。
　　第三，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大势所趋之下推进改革应该积极地掌握，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大家都在注意，从自贸区为标杆的、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社保按照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等等，有很多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者：贾康 来源：学习时报 

供给侧改革应避免的六个误区

作者：李佐军 

　　供给侧改革本是非常好的改革思路，但由于各种脱离其本意的解读较多，为此，要谨防出现如下误区。
　　一是将供给侧改革理解为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一个新出现的词，但与此相关的供给政策或供给管理、相关理论和实践则早已有之。支持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源头。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理论都是从供给侧考虑的，而不是从需求侧考虑的。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也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九十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等，都是供给侧改革。只要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回归常识。
　　二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三是以政府计划思维推进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本是为解决政府过度干预或过度宏观调控问题而提出的改革思路，但现实中很容易被人误解为通过政府计划或政府主导来确定供给结构，提供供给要素，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供给速度。这就有可能走到供给侧改革的反面，不仅达不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反而带来了与过度需求管理政策同样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如政府主导选择产业、产品、项目和技术路线，就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四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从经济学基本原理看，供过于求会导致产能过剩，供不应求会导致市场短缺，而供求均衡是较理想的状态。但有的人将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供给侧改革是对需求侧的否定。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宏观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只是对其进行“纠偏”，而不是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五是将供给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广义的供给侧力量不仅包括商品或劳务供给，而且包括供给主体培育、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量调整、增量形成等。若单纯强调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若广义理解供给侧力量，则会通过改革等，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有针对性地解决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让市场出清；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是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高决定因素简单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制度等。其实，这五种因素并非同一层面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生产要素，创新和制度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而且，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是不同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不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而是通过投入量的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属于要素质的提升，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除了要素升级外，制度变革、结构优化也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区分不同性质的供给侧因素很重要，因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是更为重要的供给侧因素。其中，制度变革尤为重要，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同时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2015年12月17日《上海证券报》李佐军）

今年年初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从目前情况看，对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这个大逻辑的认识有3种情况：第一种是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加，这是好的。第二种是认识还不到位，一知半解，适应不太主动，引领基本无为，流于口号化。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第三种是很不适应，没有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的思维定势，结果行动上自觉不自觉逆向而行。这说明，当前人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应当深入理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这还说明，人们对于应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不甚清楚，对于如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还有些茫然，需要掌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方法。

应当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一个时期内的持久战，其目标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主攻方向是改善供给结构，进而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今年的主要任务是打好“三去一降一补”的歼灭战，确保今年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减少，企业成本上涨和工业品价格下跌势头得到遏制，有效供给能力有所提高，财政金融风险有所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去一降一补”歼灭战，首先应做到3个“搞清楚”。

深入调查研究，搞清楚现状。只有摸清情况，才能制定出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决策。“三去一降一补”，涉及大量的基础性调研、排查、摸底工作。这些工作做到位，决策就能科学、执行就会顺畅，否则就会打乱仗。就去产能而言，各地要切实搞清楚哪些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过剩的严重程度、主要原因，化解过剩产能会带来什么挑战。就去库存而言，要摸清本地房地产库存的实际情况和区块分布、各类房产的比例，摸清本地流动人口的支付能力及其落户意愿，摸清吸纳流动人口需要配套的财政支出增量的大小。就去杠杆而言，要搞清楚各类主体的负债情况，尤其是政府自身、各类地方融资平台、实体经济企业的负债情况，包括负债余额、各类负债的还款期限和利率、相应的还款能力等。就降成本而言，要搞清楚本地企业的成本构成，最近几年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因为要素市场竞争导致的，哪些是政府不合理干预导致的；哪些成本因素具有降低的空间。就补短板而言，要摸清本地贫困人口的数量、分布及其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家庭人口构成；搞清楚制约本地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瓶颈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