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下降

回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改革开放后的30年，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9.9%的平均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由于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变化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科学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为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由于劳动人口增长率高于非劳动人口增长率的而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红利既来自于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也来自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不仅将大量人口带入新的消费模式，也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制度因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画出了一条前所未见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从这条曲线可以看出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占整个社会总人口数量的比重逐步上升，降低了被抚养人口比重，从而增加的劳动力数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由于资本积累、资本深化以及资本存量调整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增强而带来的资本红利。通过比较经济增长的四部门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可以看出我国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特征。投资之所以增长快速，最重要的原因是投资收益率非常高，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资金供给方来看，我国早期的金融结构较为单一，金融系统主要以银行部门的形式存在，居民、政府和企业没有过多的投资渠道，只能将资金存放在银行部门作为储蓄，同时，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地压低贷款利率，利率作为资金的使用价格显得相对低廉；另一方面，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日常生活用品，都非常匮乏，导致几乎任何投资都有利可图，再加上当时世界经济增长较快，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国内投资增加而扩大的产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提振了外需，也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无论是哪一方作为投资主体，较低的融资成本都伴随着较高的投资收益，使得最终的投资收益率非常高。
　　第三，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而带来的技术红利。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不断升级，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处于世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带来巨大财富增长的背后都需要自身研发而耗费大量投入，一旦创新失败，引起的风险对于创新主体来说往往是难以承受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使得我国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方式获得成倍于他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承受很大的风险，这也被称之为“后发优势”，中国凭借这种优势获得了长期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反思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下降
　　在分析了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速度的原因之后，就能比较容易理解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何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期的快速增长之后逐渐显露疲态。
　　第一，人口红利拐点显现，人口红利正在消失。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相关专家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将只用20年达到，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计划生育，1978年到2008年，出生率被压低，人口抚养比升高，同时也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既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又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第二，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红利日益减少。在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边际投资收益递减，也就是说，投资效益并不随投资规模的盲目扩大而递增，而是达到某一临界点后，收益会递减。以此来看，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而产能过剩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最好的注解。该问题不仅出现在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产业，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甚至在铁路、公路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同样面临投资收益率严重偏低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外需与内需的同时下降。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数量直线下降，很多产品供大于求。同时，国家虽然实施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但用于教育、医疗等改善民生领域的数额较少，对于提振内需极为有限。另外，投资收益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的供给方的结构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第三，技术创新不足，技术红利逐步缩小。首先，自2001年加入WTO，中国在引入大量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之自身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日益缩小。其次，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加速度使得国际上其他国家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一半，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时候会更具针对性，用更加严格的和隐蔽的方式限制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美国政府最近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区域构筑的新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即TTIP与TPP，实际上就是通过新的规则进行约束和限制。中国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的成本和风险都显著增加。

重塑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首先，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来看，人口红利消失的趋势是难以转变的，人口老龄化总会到来，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减缓这种趋势，延长人口红利。第一，从长远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全面放开，即允许所有家庭生育二胎。有的学者担心一旦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会激增人口数量，其实，由于生活、教育和医疗等成本的提高以及新生代家庭生育思维的转变，实行“全面二胎”从长远看不会对人口总量造成较大影响；第二，注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推进教育制度改革。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假设人们还愿意生育，要长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甚至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因此，应该从过去强调劳动力数量转变为更加注重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不断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比如现在就业市场表现为很明显的结构性失业特征，大学生数量供大于求，而专业的技术工人供不应求，这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只有人尽其才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投资收益率下降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关键取决于投资主体、投资方向和资金转化效率。从投资主体来看，政府在很多投资领域中依然扮演着主要角色，资源的配置方式依赖于行政指令。比如，在当地政府通过土地、贷款等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无锡尚德迅速成为国内最大的光伏企业，但随着投资刺激政策的退出，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政府主导投资的行为方式；从投资方向来看，之前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资源开发、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而服务业相对较少，特别是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从资金转化效率来看，要继续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赋予民营企业获得同等金融服务的权利，使得资金要素能够自由充分的流动，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
　　最后，技术创新是提升整体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在过去人口红利的依赖下，中国不具备大规模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但是在人口红利消失，各个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必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一是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是创新的首要制度保障，没有相关的保护，就会有“搭便车”行为，创新行为得不到长期的、常态化的鼓励，终难获得持久动力；二是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创新市场环境。作者：郭威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