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城市发展规划问题写作参考资料汇总

深圳市：5-8年内初步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

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提出深圳未来要积极转变城市发展模式，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加快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建设。通过5至8年的努力，形成组团式、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发展特征。

《决定》认为，30年来，深圳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走出了一条具有深圳特色的城市发展之路。但总的来说，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发展方式粗放，不能完全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深圳更加重视城市发展，大力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决定》指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坚持树立以人为本、绿色低碳、集约发展、彰显特色、打造精品的发展理念，努力推动城市发展思路实现“六个转变”：一是从注重新区开发向新区开发与城市更新并重转变。深圳将在高水平推进前海、光明、龙华、坪山、东部滨海等新区开发建设的同时，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加大城中村、旧工业区、旧商业区和旧住宅区改造力度，盘活存量资源；二是从注重形态构建向形态构建与功能强化并重转变，着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公共配套服务能力，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三是从注重环境营造向环境营造与品质提升并重转变，加强城市建筑的人性化设计与艺术化改造，不断提升城市内涵和文化品位；四是从注重硬件建设向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重转变，全面加强城市管理，大幅提高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法制化、信息化水平；五是从注重原经济特区内发展向全市一体化发展转变；六是从注重区内统筹向区内统筹和区外协作并重转变，将实施外溢型发展战略，从全球视野谋划城市发展。

就提升城市发展水准的做法，《决定》提出了八个方面，分别是优化空间布局、拓展综合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文化品位、推进集约节约、强化精细管理、保障城市安全和实现一体发展。其中在优化空间布局方面，深圳将打破原有二元形态限制，从全市整体出发谋划城市空间布局，积极构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西、中、东三条发展轴和南、北两条发展带为基本骨架的“三轴两带多中心”轴带组团结构。加快开发前海中心，完善福田—罗湖中心功能，提升宝安中心城区、龙岗中心城区、西部工业、中部服务、中部物流、光明、坪山和东部生态组团发展水平。

深圳未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总体目标为：以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城市为标杆，通过5至8年的努力，形成组团式、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发展特征，走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前海开发建设初具雏形，光明、龙华、坪山、大运城、航空城和大鹏半岛等战略性功能区成为引领城市发展的增长极，形成双中心、八组团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城市二元形态基本消除，基础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区一体化、均衡化水平和城市品质大幅度提升，初步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来源：人民网）

太原市：确立城市发展新走势

未来五年，太原市将着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初步确定重点发展区域

重点开发建设汾东新区(小店新区)、晋阳新区(晋源新区)、上兰新区、长风大街区域、龙城大街两侧区域、太原南站片区、产业园区、枣园片区、晋阳湖地区等；重点改善和提升汾河二期工程两侧地区、钟楼街片区、长风街城南片区、新村片区、五一广场片区、文庙—崇善寺片区、城市边缘工业区，以及建成区中的“棚户区”和严重影响城市面貌的“城中村”等。

着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提升尖草坪区、晋源区、清徐汾河观光农业园区发展水平，把文化旅游与农家乐结合起来，促进都市农业与旅游、休闲业融合发展；优化第二产业，实施“绿色百强”工程，着力培养一批千亿级、百亿级、十亿级企业，形成支撑翻番的企业骨干力量；加强第三产业发展，加大投资力度，实施现代服务业重大项目。

合理布局城建居住用地

至2015年，全市建设用地规模将达340平方公里左右，规划期内将新增用地50平方公里。其中，新增居住用地主要会供应给三给地区、枣园地区、龙城大街两侧、晋阳湖地区、汾东新区、晋阳新区等区域。此外，太原市还会新增一定数量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商品房新增用地主要供应城市南部及东西部地区。（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网）

青岛市：打造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一、建设布局均衡、结构合理的城乡公路交通体系

着眼于提升辐射能力、缩小城乡差距、优化产业布局，“十二五”期间，青岛将大力实施“骨干公路、衔接枢纽、县域公路和公路绿化”城乡交通一体化设施建设。

骨干公路方面，确保事关全市经济发展大局的 “南隧北桥”于2011年上半年建成通车。建成贯穿山东半岛的青龙高速公路，全面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建成环湾干线公路双积公路，进一步优化环湾型城市框架。规划建设市域西部两纵、北部两横大通道，结束胶南、胶州、平度之间没有南北大通道，平度、莱西、即墨之间没有东西大通道的历史，提升青岛西部、北部承接青岛市统筹发展能力。衔接枢纽方面，加快完善城市主干道与干线公路的衔接设施，重点规划建设惜福镇枢纽立交、西元庄枢纽立交等6个公路枢纽立交，破解城市主要道路出入口制约瓶颈，逐步实现城乡道路有效衔接。

县域公路方面，建成平度新河化学工业园、莱西姜山轻工业园配套道路，尽快形成项目承接能力。做好19条350公里县域重点公路的规划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县域经济发展。

二、建设层次分明、优势互补的世界大港发展体系

围绕打造东北亚物流枢纽和国际航运中心，“十二五”期间，青岛将大力实施“一湾两翼”港口发展战略，做大做强港口规模经济。

优化完善港口布局，促进港区功能互补发展。前湾港区继续完善国际集装箱干线运输功能。保税港区加快自由贸易港区试点，争取建设以青岛保税港区为基础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先行试验区。老港区结合老城区企业搬迁和邮轮母港规划建设，整合码头功能资源，逐步将内贸集装箱运输、干散货运输、液化品及危险品业务外迁，将老港区改建成以邮轮专用码头为主的旅游码头集群，形成邮轮产业区，发展邮轮经济。董家口港区承接前湾港区干散货和老港区液化产品运输功能，建成以铁矿石为主的大型干散杂货交易平台，以石油交割库为主的大型能源中心，以中石化LNG为主导的现代洁净能源基地，进而打造国家大宗干散货集散和重要能源储运中心。鳌山湾港区适时启动前期工作，2020年后逐步发展成国际集装箱干线港的接续港区。

加快建设山东（青岛）国际航运交易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政府服务，搭建国际贸易、保险、税务、法律、金融等航运服务平台。科学规划建设青岛新国际机场，增加和开辟国内外航线，形成服务山东半岛、辐射全省及周边省市的区域性枢纽机场。

三、建设高效便捷、惠及市民的城乡公共客运服务体系

围绕统筹城乡发展、优化线网结构，“十二五”期间，青岛将加快促进“城市公交、农村客运、出租客运”协调发展。

优先发展城市公交，完善七区公交服务网络，海底隧道通车后，开通4条主城区至黄岛区的公交线路。进一步提高崂山、城阳、高新区及市区偏远区域公交线网密度，公交线路达到248条，公交车达到5500辆，七区实现公交统筹发展。加快公交车更新步伐，市区公交车辆全部达到环保标准。大力发展农村客运，结合五市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积极探索研究通村客运公交化，提升通村客运服务质量。进一步完善城乡客运场站交通配套设施，做好城市公交和农村客运有效衔接，满足城乡居民出行需求。统筹发展出租客运，坚持总量控制、适度发展原则，适当增加五市出租车运力，保持供求平衡。（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网）

国外经验

 

 

 

国外城市规划经验借鉴

一、五大城市现状

伦敦：现在人口740多万，预计在2016年达到810万，国际移民不仅使得伦敦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而且也使得人口的年龄结构、种族结构、家庭结构等变化也非常大。伦敦经济增长较快，该城市的产业结构以金融贸易、旅游等第三产业为主，商业和金融服务部门和其它一些如高科技支撑的产业创造的就业占到全市三分之一，并且生产出40%的伦敦财富，这种高速增长趋势既使得伦敦中心区的办公闲置率几乎减半，同样也因为房租价格的上升导致商业成本的上升；零售业是伦敦的第二大部门，然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地区商业中心、超市和零售仓库的发展是大量依靠城市的大规模交通发展起来的，导致了城市污染达到不可接受的地步，而且一些伦敦普通被市民排除在这些部门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和设施便利之外；旅游业也是伦敦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部门，英国最高级别的艺术品和文化产品的出口市场和许多商店和饭店都集中在此，伦敦有英国最集中的旅馆，但70%的旅馆床位都集中在伦敦的三个中心区，使中心区超负荷发展。

纽约：人口在2000年3月大约是它历史上的最高记录800万，比1990年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增长了9.4%。纽约的人种结构差异和种族差异对比整个美国的平均水平还大些，如人种结构混血人占27%、黑种人占25%，非混血的白种人仅占35%，这个指标低于整个美国平均水平69%，虽然亚洲人和其它非混血人现在所占的比例小但因为移民原因而增长很快。纽约继续发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动机作用，是联邦政府的重要支柱；虽然纽约经济增长后劲强，但还需要在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居民住房、办公和交通容量有限性问题等方面做出努力。

东京：人口预计在2010年(大约1226万)和2015年(大约1220万)达到顶峰之后会逐步下降，然而预计在2010年以后家庭数因为家庭变小而将会持平；到2015年65岁或以上的老年人口将陡增到283万，这个数目将是1995年的2倍，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东京因为信息产业和公司总部的聚集而显得比日本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更加有利，预计从现在到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可达2%；金融贸易现在是今后也会继续是东京的最大的产业；然而信息产业和娱乐、餐饮和宾馆产业预计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新加坡：自从独立来人口增加了一半，2000年人口总数达到400万，然而非正式定居的居民人数增长最快，从1990年的31.1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75.4万人。新加坡是世界高附加值产业集中地和全球商贸中心，其中高附加值产业包括：电子、化学、制药、生物医药科学和工程，这些高附加值产业对新加坡的GDP增长贡献率很大；虽然新加坡规划没有提及就业岗位和住宅分布的不均衡性，但这显然也是新加坡规划的一个需要考虑的地方。

悉尼：人口总数预计在2011年至2016年某个时间会增长到450万，比1998年增长12.5%，同时平均每户大小也从1971年的3.1人降至1996年的2.7人，另外城市的中心城区的衰退仍然是悉尼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心城区人口的减少，而郊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增长，在1996年占到45%。悉尼是澳大利亚的全球性城市，是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的首选之地；在1991年至1996年，这里创造的就业增长了7.6%，但是好的工作期望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在此聚集，在就业岗位总量和空间分布上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人群的需要给悉尼政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二、五大城市采取的战略应对措施

1、解决人口问题的战略措施

加速中心区人口集聚。为了能够使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这些城市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强化聚集发展、更加充分利用城市的可利用空间（除绿化用地外），促使有限的城市中心区空间能够容纳更大比例的人口；轨道交通走廊或交通节点、接近就业人口集中地区这些地方是有很大的发展机遇的，这些城市都主张这些地区的开发密度应较高。新加坡主张“在原有地方建设新房子”和“高水平的生活—每间房可以看到一个风景”、伦敦寻求“城市中心区的复兴”、悉尼建议“减轻房产业对城市边缘区的压力”、纽约的“中心区运动”和东京加速建设“一个生活必需功能集聚的微型城镇”和“城市内核居住产业”，所有这些都为降低城市中心区人口居住压力指出了解决方法。伦敦政府指出财政和金融政策对于城市中心区复兴非常必要，它要求在国家层面上修订立法和财政框架使之更适应于城市中心区复兴的需要。纽约政府认为土地开发商的顾虑是没有拥有土地的支配权而担心资产转移，因此要考虑把开发权由政府初步转移到开发商手中以消除这种顾虑，促进城市中心区的空置土地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开发。

为城市居民提供多样化的住房选择。随着城市的不同类型人口的聚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需要在各居住区提供更多形式的房子以作选择。新加坡在2001年概念性规划末强调要提供从低密度住宅区(5层或以下)至中密度住宅区(容积率在1.4—2.1之间)到高密度住宅区(容积率在2.1以上)的各种房子以供住户选择。伦敦主张要为单身和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提供更多的选择。悉尼鼓励地方审查委员会要通过改变规划设计以确保为当地城市居民提供不同种类的房型、确保增加对有特殊需要人群的房子的供给的种类和数量、要采用更好的城市设计方案以创造出更好的房型。

居住区建设需有便捷的交通条件。这五个城市强调要保证新建的房产都要求接近便捷的公共交通、接近工作地和服务供应点，这样就可以减少人们上下班、娱乐等活动对交通设施的压力。为此这些城市普遍采取措施促使交通节点特别是轨道交通节点及人们可以步行去工作和其它活动的房产建设。

建设普通居民经济能够承受的房子。满足人民住房需要不仅仅靠提供住房供给，还要确保普通人群能够买得起。纽约的房产规划对“普通居民经济能够承受”这个概念作了广泛讨论，最后主张这种房产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政府的福利政策，而要被看作是城市活力和竞争力的一个主要体现，而且在21世纪建筑普通居民能够买得起的房子并不一定意味着是19世纪那些城市出租公寓的再复制，因此这项规划强烈要求有关部门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消除额外开发费和开发标准这两项因素(这两项因素增加了房产开发商的开发成本)和通过消除限制房产开发的过度开发规则和降低房产的检查标准来促使这种类型的房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伦敦规划草案也主张“要把价格能够承受的房产开发数量定一个标准”。

2、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

进一步增强CBD的实力。为了满足市场上对大范围的、高容量的、建筑中等大小的和价位弹性较低的不同形式的办公空间需要(主要集中于伦敦市中心和Docklands)，伦敦规划指出要加强CBD范围里的办公建筑的建设，以保证提供稳定的房源。在悉尼的规划中，在通过高质量的开发以保持悉尼现有的国际形象，更大程度上吸引国际商业和服务业及跨国公司总部的入驻。新加坡预计大部分的商业和服务部门为了得到更好的信息和产业支撑将会更加集中于城市的中心区域，为了支持中心区的这些经济行为的聚集，新加坡规划要求在城市中心区建设更加密集和综合的轨道交通网络。东京将会把中心区作为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动力，并且将会把东京滨水地区作为国际交流特别是和亚洲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的基地。纽约认为CBD的健康发展是地区财富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是吸引经济因素聚集的巨大磁场，除此之外它更使城市更具有人性化，因此通过加强交通网络的建设来增强CBD的实力是中心区运动的关键。

使规划框架更具灵活性。为了适应经济结构的改变、不同大小和形式商业行为(包括新经济行为和产业)的快速改变的需要和支持恰当的经济行为的聚集(如技术产业园)，伦敦提供了一个更具灵活性的规划框架。为了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满足今后新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主张建设“新的商业区和新的预留地区”；预留地的范围和大小依不同的地方而不同，例如在接近中心区的MRT车站精华地带可以多留些预留地，当然预留地是在规划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并且遵循开发控制性原则。

布局的合理性和交通的便捷性。随着交通节点附近的住宅密度日益增加，在交通节点的工作岗位也应该增加，新加坡概念性规划中指出，为了优化那些重要的交通节点附近的土地使用结构，靠近轨道交通车站的建筑高度要增加，商业和其它产业聚集密度要提高，这样可以使更多人们享有步行去轨道交通车站的便利性；另外通过增加新加坡的现有的三个中心(Tampines、Woodlands和Jurong East)轨道交通条数和站点数，增加交通站点附近的就业岗位，使三中心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东京在努力创造一个就业和居住平衡发展的中心区，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通过城市中心区社区的再开发和通过中心区的信息技术和教育设施的开发来促进就业和居住的平衡发展。纽约预计在纽约城市中心会增加大量的就业，在CBD内和11个区中心可以增加一百多万的新的工作岗位，主张在轨道交通周围建立紧凑的、由微型城镇组成的城镇群，在主要街道或微型城镇建立步行能够到达的居住区。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措施。技术创新带来的新形势是怎样仍然还是个未知数。伦敦将进一步估计未来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对交通的影响和对办公的供给、商业中心分布及住房的形式、大小的需求标准。悉尼努力去增加小型或微型商业公司及以家庭为办公地点的公司的对房产需要的理解，例如它们发现小公司更倾向于去寻找窗户面街、设计更能体现自己专业特色的、房型面积较小的房产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纽约看出远距离工作(在家通过使用与工作单位连接的计算机终端来工作)这种工作方式有利于减轻城市交通拥挤，因此建议推广这种工作方式的应用。在新加坡的概念性规划中，除了前面提到要灵活解决将来的不确定性在中心区建立“新的商业区和预留区”措施之外，大片广阔的土地(主要是在Pulau、Tekong和Pulau Ubin岛)被定“预留地”，另外还通过围海造陆创造的新土地将使新加坡地土地面积增长15%，通过创建土地储备银行来满足未来新形势发展对土地的需要。

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是这些城市经济的一个主要的产业。东京要使自己成为21世纪的“有大量居民和参观者的全球性城市”；悉尼的旅游业的定位是成为澳大利亚的国际化和旅游业的通道，虽然在这些城市的规划当中没有具体指出加速旅游业发展，但可想而知，这些城市将会有独立的旅游业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是，城市规划中的一些发展战略包括改善环境和交通系统、提供更多的文化和娱乐设施和保护遗产等政策将更加有利于发展这些城市的旅游业，特别是在伦敦的规划草案中(努力加强伦敦的文化城市和世界性城市建设的一部分)指出：在城市中心区、易进人性城镇中心和主要的交通节点鼓励新的旅馆设施的建设来支持商业和旅游的发展，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更新的目标。

3、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纽约是第一个在高速发展的大都市建设“绿色公园”的城市，建设目标不仅是提供一个开放式空间，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提供开放式空间系统去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和提供服务于城市、近郊和农村村落的环境活力的开放式空间；兴起所谓的“绿色草皮运动”，要建立11个预留地，重新投资城市公园、公共场地和自然资源和创造一个区域性的绿色通道网络；为了实现弗雷德里克的梦想，纽约政府认为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a、创造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公共信息网站，提高群众对环境观念的认识。b、对区域生态系统形式和功能、最优的大小和管理政策作长期研究。c、加强规划者之间、保护主义者、商业领导者和当地、州及联邦官员之间的合作，通过示范工程和有目的的宣传建设绿色草地。

伦敦在处理环境问题上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a、阐述了全球性气温变暖所带来的洪灾的危害性，并要求在新开发区建立适当的防洪设施，b、关于废物的减少、重新利用、恢复和处理问题，伦敦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处理废物也必须遵循“临近性原则”，废弃物必须尽可能就近收集、重新利用和处理，这样以便于减少交通运输。c、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d、号召人们创造一个更加洁净的环境。

悉尼的环境政策包括六个方面：a、必须通过优化城市布局来改善城市环境。b、州和当地政府部门也应该尽快建设好开放式空间并迅速使它们投入运营。c、稀有或不可更新资源应该受到保护，废物的产生量也应减少到最小。d、应当保持生物地多样性。e、通过使城市变得更为紧凑而对交通的依赖性降低和市工业产品更加清洁这些措施，使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改善。f、地区的水质量和水环境应该得到改善。新加坡绿色计划集中在开发公园的休闲娱乐价值上，目的是创造一个绿色空间网络给人们一种城市即公园的感觉；具体的建议包括开放中心部分地带用于影响环境较小的休闲活动例如踏青和自行车比赛，保护乡村地域和为体育运动提供更多的设施，例如在人工水库进行水上运动。东京旨在创造一个拥有深刻自然和文化底蕴的城市，“改善城市环境和保护居民的健康”和“降低环境的负担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例如在Tama的西部建立一个“森林丰富的空气清新的地区”。（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网）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

趋势一：城市交通一体化

在现代世界城市发展中，交通一体化是最鲜明最主要的趋势。交通布局的全面立体化和大规模智能化管理系统的有机结合将使现代城市交通成为整个一体化服务系统。从城市发展近100年历史来看，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一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目前非常注重发展高效、低污染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地铁和轻轨铁路已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铁路承担城际客运，地铁和轻轨承担市区内部大容量的客运，公共汽车以承担区内某一区域的客运为主。因此，现代城市交通往往会利用海、陆、空发展地面和地上的多种交通工具，形成一体化的立体交通网络，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每一位市民提供完善的交通运输服务。

趋势二：城市环境园林化

当今世界中有许多园林般的美丽国家和城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德、法两国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就有严格保护植被、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德国柏林市中心仍保留着长达6公里的森林绿化带，成为该市的一大特色景观。具有“大洋洲的花园”之称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虽然所在地面积不大，却有一半的土地为保护地和国家公园。这些园林般的城市不仅美丽如画，给人们居住生活营造了和谐的氛围，也给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以人类与自然协调为宗旨的城市园林化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多种要求，使城市成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区。

趋势三：城市管理法治化

法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在城市规划中实行法治化管理，当时规定巴黎的城市建筑不得高于艾菲尔铁塔，并为城市建设定下了中轴线。依法治市有四层含义。其一，城市政府是一个法人。其二，每个城市管理部门建立前必须先立法，以充分体现管理机构的法律权威性，而非行政权威性。其三，建立一整套城市管理的法规。其四，以法律形式规定相关法规的执行机构权限，从源头上杜绝职能重叠、权限架构混乱的现象。实行了法治化管理就会有效避免现代城市发展走进误区，从而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趋势四：城市居民知识化

国际比较研究资料表明，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至少要达到25%，本科以上的比例不少于16%。但就各项指标在国内领先的上海来说，上海目前的就业人口中，专科以上比例仅为12%，其中本科以上只占4%。看来，在知识结构层次方面，我国城市与世界其他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城市人口知识水平的高低是现代城市的竞争力所在。现代城市为了实现人的充分发展，从体制、政策、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为人的充分发展创造更加充分的条件。因此现代城市市民的知识普及率和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科研人员占全市人口的比重、科研成果的数量指标、科研开发的质量指标等越来越高。

趋势五：城市产业服务化

现代世界城市的产业结构正变得越来越软化，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许多城市的服务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有的超过80%，美国城市在1997年已平均达到63%，荷兰城市在1975年平均达到58%，上海2000年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50%。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美国在1870年至1970年的100年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第三产业的增长，贡献份额为80%。以网络作为快速传递媒介的现代金融、咨询、贸易、信息、文化、旅游等知识服务业成为重要的产业基础，知识服务业的比重日益上升。

趋势六：中心城区再造化

城市中心区被视为城市发展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中心城区的再发展可为现代城市的全面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各种规模的城市与城市区域的发展都依托于中心区取得再发展。在城市中心区的规划中，很多城市都有一整套再发展战略。这些战略都与城市设计和城市土地利用有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与金融和一整套优惠政策形成统一的整体。比如美国城市中心区再发展被广泛应用的7个规划和发展战略是：增加步行街、改建室内购物中心、历史文物的保护、临水区域的开发、写字楼的开发、建设重大活动场所、提高交通能力。

趋势七：城市信息数字化

现代世界城市已经开始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数字城市”正在成为世界城市积极规划和建设的全新目标。世界上许多城市都在进行着信息数字化进程。美国约有50个城市正在建设“数字城市”，香港也开始建设“数字港”。新加坡首先提出“智能城市”的设想并在积极进行中，现代城市以通信、计算机及信息资源网络化为基础，广泛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将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形成新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理念与调控手段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数字城市”的综合建设已经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事实表明信息化进程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趋势八：社会活动国际化

21世纪是城市大规模发展的世纪。伴随着主要经济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的全球化，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出现了更多的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城市。这些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在全球经济、科技发展与文化交流活动中的组织与协调功能越来越突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通常都是开放度很大、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日内瓦，有1500多个国际组织，每年召开5000多个国际会议；新加坡，每年机场入境人数达6000多万人次。这些数据表明，现代世界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正在更广泛地走向国际化，正在全力提高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趋势九：城市发展个性化

城市要有个性，这也是专家们反复提到的观点，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生命力。专家认为，现代国际竞争导致世界城市之间的国际分工，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国际优势产业，城市发展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现代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只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是发展趋势。比如德国的展览名城汉诺威、印刷机械和大学城海德堡，荷兰的港口城市鹿特丹，意大利的服装名城米兰，瑞士的钟表之都洛桑等城市，都靠一两个特色产业、强势产业闻名世界。优势企业和相关产业的不断增多、集聚，必然推动城市经济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当今世界三大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有强大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群维护其在国际城市体系中的顶级地位。同时，现代城市个性正在从形到神深入地得到展现，个性化城市空间和人居环境显示了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这方面悉尼的歌剧院、巴黎的时装艺术就是很好的说明。

趋势十：区域城市共生化

大都市带或城市群将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当今世界一些最发达国家的精华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中心。比如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都市带，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它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而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加拿大、美国西海岸城市带非常重视环太平洋城区经济与城市化研究。韩国也准备在其西海岸、黄海门户筹建“水浒城”，建立消费天堂，旅游基地，规划流量为3000万人的机场，这是对韩国本土及中国沿黄海、渤海湾城市的发展加以研究的结果。这些现象表明，城市发展呈现区域内所有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态势，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都市圈甚至跨国都市圈，区域城市一体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突出的趋势。(来源：中国市长协会网站)

 

观点精粹

 

樊杰：中国城市发展必须转型

如今，不少城市的发展路径存在问题，比如很多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与品位，被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代替。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再想通过“旧城改造”来恢复特色非常困难。不少城市的人居环境，特别是大气与水环境也在不断恶化。

现在许多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城市效率与城市发展之间，其实呈反向关系。当城市变大后，人们上班时花在路上的时间变成了一两个小时，堵车时甚至要三四个小时。这种情况下，用单双号限行、限制购车等方法解决“城市病”是低级手段。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了。

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准确的定位，不能太多、太乱。现在有些城市集中的功能太多了，总喜欢把各种各样的功能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区域内，既要做商业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还要做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制造业中心、重工业中心。每一项城市功能都需要巨大的就业人口，而每个功能下面还会衍生出许多分功能。

城市化原本的目标，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舒适。但是现在很多城市的发展，会从根本上背离这个目标。

另外，在一定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之间应形成空间与功能上的有机衔接。大城市功能应该得到分解，在大城市带领一群“小兄弟”的格局下，更加突出大城市自身的带动辐射作用。

这种科学规划，是科学家与政府共同的工作，不能由政府领导拍脑门决定。

我们可以对公共资源进行“空间管治”，使其得到合理配置。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但在某些时候，市场会失灵，特别是对水、土地等长期性、战略性、涉及整体利益的公共资源而言，完全依靠市场进行配置，可能会使这些资源向部分人群、企业和地区集中，影响整体发展。

“空间管治”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针对那些大家都想使用的公共资源。以京、津、冀的水资源分配为例，张家口、承德等城市可能会说，我们的经济相对落后，需要发展耗水工业发展经济。但如果它们把水用光了，下游的北京和天津怎么办？但如果北京和天津大量使用水资源得到了发展，对张家口和承德来说又不公平。这就需要充分协调资源各方的关系，比如张家口和承德不能把水用完了，北京和天津也应给它们一定补偿。

第二类“空间管治”的对象是大家能认识到重要性，但又不太愿意干的事儿，比如生态建设。原因很简单，只进行生态建设不挣钱，所以许多地方宁愿砍树也不栽树。但如果生态遭破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都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管治”。

第三类“空间管治”的对象是，大家明知自己做错了，但由于对自己有利，还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环境污染。以渤海湾的排污问题为例，各方都不想主动减少排污，都认为“别人在排污，我为什么不能排”。这样下去，渤海湾就有可能变成臭水塘。

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将生态建设作为发展重点，会限制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很多经济发达地区都是靠发展工业成长起来的，种树的人往往拿不到钱，不种树的人却得到了利益。

但对于某些只适合进行生态建设的地区，就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了工业，三五年过后发展也会没后劲，最终工业企业只能倒闭。到那时，如果想把自然环境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就算把发展工业带来的全部效益投进去都不一定够。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当某些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丧失发展机遇时，受益的企业、其他地区，甚至国家，就应对其进行补偿。例如，我们在长江上游建生态保护林，减少了长江的含泥沙量，延长了三峡大坝的使用寿命，增加了三峡水电站的发电收益。那么，三峡水电站就应对长江上游生态林建设方给予补偿。

所以，我们应按全国主体功能规划，来制定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标准。一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的观念与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干部考核体系的约束与牵引。

在过去，我们对干部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比如看招商引资的力度、工业化程度和GDP增速等。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高速发展二三十年后，本应进入经济增长的转型期，主动改变产业结构，提升发展品位。但转型是有风险的，这可能意味着GDP增速的下降。很多地方领导不愿去担这个风险。

一些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应进行生态保护，但在GDP考核标准的鼓动下，地方还是不惜以破坏生态换取短期利益。并且，在官员轮换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官员为了使自己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达到最高点，经常采取竭泽而渔的发展策略。在他们看来，保护生态环境是长远的事情,近期很难获得明显收益。

具体考核标准应按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加以区分。比如对于一个三江源保护区的干部，我们不能要求他必须使地方GDP增速达到多少，而应要求他使当地水质达到什么指标。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我们也不应重点考察GDP增速，而是着重考察产业升级、转型速度、能耗减少比例和区域影响力水平等。（樊杰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来源：人民网）

宋迎昌：城市规划应注重科学和长远

一、地方规划种类太多太滥

首先是有些地方规划种类太多太滥、实施协调难度大。目前我国的规划，涉及到空间布局和空间管制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抓的城乡规划，一个是国土资源部主抓的土地利用规划。由于规划理念、规划期限、规划方法、规划思路和规划主管部门不同，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规划时常发生摩擦，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进行协调。此外，各个行业部门都有各自的规划，所规划的项目都会涉及到规划控制和用地需求，也都需要与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协调。

目前进行的城市规划，多数是政策要求必须编制的，即使地方政府自愿开展规划，多数也是利益博弈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利益倾向性。

众所周知，城市规划必须服从自然规律，服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开展的城市规划，参与规划的规划师多数对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甚了解。

在城市规划的实际操作中，由于受到土地财政和权钱交易等利益驱动，规划控制指标往往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规划缺乏应有的控制性。

跨行政区规划实施的协调性不够也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很多地方区域管制成了盲区。由于内部存在多个行政主体，利益取向不一致，难以采取协调一致行动。

此外，规划实施缺乏配套政策支持，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规划实施监督机制不健全，规划监督难缺位等问题也让城市规划成为一纸空谈。

二、规划对历史文化缺乏应有尊重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2年以来，国务院已公布了历史文化名城110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51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已达529个，基本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体系，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是继《文物保护法》和《城乡规划法》之后，对历史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的又一项重要法规。

但是仅仅有法规还是不够的。我们看到，在一些城市规划中，对于历史文化传承的伤害也是不可忽视的。目前实施的城市规划，普遍存在着贪大求洋，对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缺乏应有的尊重，导致城市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不时出现破坏历史文化遗存的现象发生。更为突出的是，一些地方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规划的名义下，大搞开发性保护，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规划实施无视历史文化遗存和传承，使城、镇、村沦落为文化的沙漠。

不科学的城市规划会给城市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是不尊重自然规律而导致城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最终导致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二是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而造成城市建设成本高昂，给纳税人带来沉重负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浪费。三是不尊重社会发展规律而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造成干群矛盾冲突，甚至演变为群体恶性事件，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在一些地方，城市规划成了官商游戏。在开发商利益的主导下，城市建设存在诸多隐患，包括建筑安全、环境保护、城市风貌等方面。

三、应科学编制城市规划

要解决城市规划中的问题，完善现在的城市规划，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症下药”，克服现有城市规划中的弊端。

首先要打破各部门各自为政、自我规划的格局，从根本上清理规划种类太多太滥的问题，构建一个覆盖城乡、规划体系完善的“大规划”格局，将各部门规划纳入“大规划”体系，从而避免规划自相矛盾、利益错综复杂、协调利益困难和政出多门等现象的发生。

其次要完善规划体系，将国土规划、城镇密集地区规划、都市圈规划、城市群规划、经济区规划、流域规划等区域性质的规划纳入规划体系，作为法定的规划贯彻下去。

科学编制城市规划，还离不开多方参与。规划是一门大学问，需要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参与。要改革完善目前的规划编制体系，实行开放式规划，尽可能让更多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参与规划编制，参与规划方案论证。同时，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规划讨论，参与规划方案制定。规划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涉及到各级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利益，要广开民意，吸纳民意，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减少规划实施的阻力。

逐步上收规划权，中央政府负责组织和出资编制四个直辖市的城市规划和跨省区的城市-区域规划，省（自治区）政府负责组织和出资编制市、县的城市规划和省（自治区）内的区域规划，市、县政府负责组织和出资编制乡镇规划，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规划的中立性，免受地方利益干扰。

健全规划管理机制，实现规划、管理与监督分离。要健全规划管理机制，努力实现规划编制组织、规划项目审批和规划监督的分离。城市规划及其实施，要构建一个利益协调机制，要注重各个行为主体的利益平衡，尽量减少规划实施中的阻力，形成规划和谐实施的社会氛围。

最后还要为城市规划方案编制出台实施政策细则，努力实现国家政策区域化、区域政策城镇化、城镇政策功能区化，并尽可能采取经济手段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宋迎昌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来源：新华网）

 

倪鹏飞 魏劭琨：中国城市发展的过度倾斜值得关注

中国城市发展经历着两个过程：一是城市数量不断增长；二是在向大城市区（城市群）发展，聚集效应明显。

首先，从城市数量来看，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32个发展到1980年的223个。1990年有467个，到了2008年达到655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城市，1949年仅有10个，1980年发展到15个，1990年为31个，到了2008年已经达到122个。而且，2008年全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达到20个，上海、北京、深圳位居前三位。

其次，从城市发展状况来讲，东部沿海地区较为发达，中西部内陆地区较为落后。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也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总和约占全国GDP的1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总和约占全国GDP的18％，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GDP的总和约占全国GDP的9％。这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对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达到37％。除去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厦泉漳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中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在向大城市区、城市群发展。综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扩散与集聚两种状态。

从世界和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区位对于城市发展依然重要，资源更加趋向于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但是同时，世界各个城市都可以自由和方便地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机会越来越平等。这表明，世界是“倾斜而平坦”的，而并非单一形态。

过度倾斜会带来诸多问题，中国的过度倾斜尤其值得关注。

问题一：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除1982—1985年较小之外，其余年份一直在拉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对比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扩大到了2010年的3.23∶1，远远超过世界2∶1左右的一般水平。

问题二：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2009年，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45％、68％、53％。2009年深圳、上海、广州市区的经济密度（地均GDP）分别为每平方公里41171.27万元、28857.04万元、21880.84万元，相对较低的定西、伊春、黑河分别为每平方公里64.11万元、58.84万元、27.29万元。中国内地经济密度最高的深圳市是黑河的1508.66倍。

问题三：区域内部中心城市高高耸立，大都市边缘城乡停滞和衰落。在北京、天津发达的都市区周边，环绕的是京津贫困带，包括河北省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所辖的所有区县、保定市所辖的贫困县。在中国最发达的珠三角周边的粤东、粤北和粤西，也是中国最贫困的经济带之一。

问题四：“大城市病”初现端倪。近年来，中国的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安全弱化等。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城市病”还表现十分严重。

尽管中国已经开始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但是城市或者区域规划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偏好大城市、偏向城市群等，依然值得注意。首先，偏好大城市。一直以来，不管有关城乡政策名义上如何表述，实际上，国家无论在产业投资，还是在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方面，都偏向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其次，偏好城市群与中心城市。过于重视中心城市，而忽视了区域内部边缘城市；过于重视城市群发展，而忽视了非城市群的发展。（倪鹏飞魏劭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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