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不能为“减”而减（摘抄）

“减负”，不能为“减”而减

减负”等于“删减”，似乎成了某种趋势。可这样价值取向并非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上海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语文课本最近为“减负”删掉古诗的做法就引来不少非议。习近平同志对此表示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减负”作为倡导素质教育以来的常规“动作”已“操作”多年，每每会在开学之际重现“呐喊”之声。可怎样才算真正的减负；在高考指挥棒没有减少“压力”的背景下，“减负”是否中听不中用；“减负”是不是就是减少读书量，等等。这些都值得扣问。

    “减负”不等于“放羊”、瞎玩。谈到“减负”，一种通常的做法就是留给学生更多自由的时间，任其自由挥霍。可中国学生长期以来被动地接受老师知识的灌输，一旦放开手脚，便失去了学习的方向，“减负”无形中就等同于“放羊”，以往用来学习的时间，“减负”后大都成了电脑游戏时间。在没有自主学习习惯和能力的背景下，“减负”等于瞎玩，这样的“减负”远离了“减负”的初衷。“减负”是要减掉不必要的课业压力，帮助学生利用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身的独特兴趣，完善其知识结构和健康人格。在没有有效的课外活动填充“减负”后的时间空挡，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好铺垫，简单的应答式“减负”对学生而言，没有太多益处。

    “减负”不等于减少“摄入量”。我们一般认为，“减负”就是减轻书包的重量，减少阅读的数量。其实不然。“减负”主要是减轻课内的作业压力，时间留给学生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自由畅游。可在一个浮躁的社会，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的环境里，课内读物都完成不了，课外的非指定的书目更是无人问津。“减负”去提高课外阅读量似乎是一种奢望。笔者在教学时曾见过不少高一年级的学生除了课内读物，课外连一本正规、严肃的读物都未曾涉猎，视野的局限性令人惊讶。在这点上，历来被认为学习环境轻松的美国，其课外阅读量同样“出人意料”，美国纽约州规定，小学生每年必须读25本书。低年级可以读小人书，随着年级升高，读的书也随之加深。读书还要写读书报告，每个读书报告都要自己独立完成，找资料、图片，表达、论证自己的观点，自圆其说。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小就养成了习惯。这样的习惯与大量的课外阅读、教育评价方式、教育模式都息息相关。而我们的“减负”在评价方式、教育模式没有改变之前，只能是徒有其表的象征性“口号”。

    “减负”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减法”，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宽松愉悦。提供一种宽松愉悦的学习环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应是“减负”实现教育良性发展的基本内涵。但在实践中，“减负”更多停留在读书量、作业量的“减负”，并没有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下功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百岁老人杨绛在谈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时表示，“好的教育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潜移默化”。背离了激活学生学习的热情，“减负”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

    “减负”只在“增减量”上“折腾”，难以实现“素质教育”的“凤凰涅槃”。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没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光靠“边边角角”的“捣鼓”，难以实现质的突破。“减负”已经喊了几十年，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挪移”。不过，可喜的是，这样的“换汤不换药”似乎有了新的突破。2017年起全面推进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最近公布，对高考的内容、形式、录取、管理等环节进行了全新设计和部署，其中不分文理科、英语一年两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六选三”计入高考总分、取消艺体特长生加分等多项新变化都将推动教育系统化的改革。这样的改革自上而下，“减负”作为“素质教育”的相应配套在这样的改革格局里，不会缺位，而且有了改革的整体方向，“减负”也就减少了方向上的盲目性。有了前进方向的“减负”，或许才能改掉以往的“换汤不换药”，真正实现“减负”，而非为了“减负”而“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