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读书,令人汗颜。“书到用时方恨少”,确然。此话原指个人所“藏”之书永无“足够”之时,而我则是时时觉得所“读”之书太少,年纪越大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在这种自觉愧赧的情况下要谈“我是怎样读书的”,岂非有点自不量力?但是拗不过《秘书工作》杂志的盛情,还是壮着胆子说说感受和教训吧,恳请读之者以前车之鉴视之。
一
年轻时选择读什么书,几乎全是“跟着感觉走”,也就是对什么感兴趣就读什么。我在大学上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虽多(一年级时13门课,体育除外),但是闲暇时间还是有的,于是我广读小说,中外兼顾。学中文,看小说理所当然,但我却别出心裁,按类顺着图书馆目录卡片的次序读,西方各个流派,什么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侦探、爱情、历史、纪实,可谓“一扫而空”。能读那么多?北京师范大学刚刚由和平门外迁到现在的校园,图书馆的面积小,一层楼,书也少,几间屋子。专业书当然是要看的,但是当时教材类几乎阙如,上课全凭记笔记;理论书也不多,晚自习时间就能遍览,余下的时间,我几乎都给了小说。
我在那段时间读书的情况,放到今天的大学里或许不算什么问题,可是在50多年前还是罕见的。我因读小说而扩大了知识面,同时加强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使之结合的能力。这对于一个从校门到校门的17岁城市青年来说,是很重要的。附带说一说,这两方面的培养始于高中时代,大学一年级的形式逻辑课也使我受益很大。五年下来,还不错,成绩是全班最好的,可见看小说没耽误了正事。
年岁稍长,大致可以从22岁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时算起吧,不再跟着感觉走了,同时我的兴趣已经完全转移到对中国古代语言的研究与教学上面。懂得读书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并且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符合于己的方法,实际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换言之,我“开窍”太晚了。
我永远忘不了训诂学家萧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这句话,可能许多老教师都说过,但50多年来在我读书、教书以及研究时,常常好像又听到了萧先生的声音。
“一桶水说”只是个原则,怎样分殊到年复一年的教学和学术生活中?现在回想起来,大体一直是被教学逼着走的,直至现在。据说孔夫子说过“教学相长”,这不仅指师生之间的讨论切磋可以给双方以增知启智的好处,而且也包括了原以为知,待到站在几十个学生面前“输出”时,会蓦然发现在自己“已知”中还有空白,于是惭愧,于是焦急,于是回去赶快补课。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要证明或论述一个问题,总要“扫清外围”,即阅读和思考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剖析该问题之所需。在下面我还要谈到这一点。
二
读书的过程和情景是很难用一二三罗列的,但是为了说得清楚点,不得不一样一样说。
对所遇到的问题,包括读书时发现的问题,我喜欢“刨根问底”,即追踪其来源和依据,一直追到无可再追。例如我发现学生阅读古书,其困难并不全在对字词及其意义不理解,还因为对古人的生活习俗和制度不了解,更不理解。为了讲清楚这类问题,我不满足于一些古书的注释和工具书的解释,于是在阅读文史文献的时候就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后来我写的小册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就是据此形成的。原本想接着写古代“婚丧嫁娶”、“科举职官”、“姓名避讳”、“军队战事”、“外交礼仪”、“风水占卜”等,构成一个系列,但是因为忙起来了,只得中断。意料中的收获是,由于知识上有了储备,所以施之于教学,取得了较好效果。这是读书的副产品,也是扩大自己学术视野的过程。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学术和知识上的问题也从不是孤零零的,问题的边缘地带可能恰好隐藏着很重要而被人忽略的问题。我在追踪过程中,常常发现以前未曾注意到而又确实值得研究、思考的问题和材料;也常遇到一个问题套着别的问题的“连环套”,如果条件允许,就及时记下来,或者在书上做出标记,等以后有时间了再对“连环套”中余下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我的有些学术论文就是这样“捡”来的。这需要对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敏感,用今天的话可以说是“问题意识”吧。我还体会到,“问题意识”其实也是长期读书不辍的结果。书海无涯,没有人能读遍中国或古或今的书籍,但在有限的生命中尽量多读些,也会发现无穷的问题、有趣的问题,只要能试图解决其中更为有限的几个,此生也就不枉为读书人了。
不同领域或学科之间的界限其实也是模糊的,如果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他,无异于就事论事,形成的看法时常令人有缺点儿什么甚或“隔靴搔痒”之感。例如大家都知道,在“原始儒家”那里有和佛教相通之处,在宋明儒家那里有从佛教借鉴之处。不以知道这一现象的存在为满足,我想把握这一现象的“为什么”,这一习惯又诱导我去阅读佛教经典和有关书籍。儒家和道家关系的情形也类似,于是我接着拓展阅读的范围。这种信步书林之所获,多年后都有助于我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对世界其他信仰的探索也是这样自然而然延伸的结果。当我愈益觉得如果不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范围里考察,不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许多问题就会说不清时,便不知不觉进入到希伯来系列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有伊斯兰教)的领域,不仅阅读其经典和解释性书籍,还要多看几本中外学者写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著作。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传来并经过了中国化过程的,原始佛教的原生环境是怎样的?它的许多理念都是“原创”的吗?要想让自己明白,就不能不涉足(谈不到研究)佛教产生前的婆罗门教以及此前的“奥义书时代”和“吠陀时代”的经典。就这样,我的“桶”越来越大,心里越来越踏实,在和各国学者或宗教领袖对话时也就比较从容了。
三
读书锻炼了我“思”的能力,具体地说,是记忆、想象和联想的习惯和能力。有时我喜欢作“反向思维”,例如自问:“不这样行不行?”“真的是这样吗?”甚至自问:“古人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有时这些想法甚至是在向习惯和权威挑战。例如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文章之高妙毋庸置疑,他“非三代两汉文章不敢观”,他的作品被认为是纯正的古文。但我在读《韩昌黎集》时,偶尔发现他的语句并不合三代至汉的语法,“怀疑”逼着我再次通读,后来写成了《韩愈不严守文言语法析》一文,揭示了一些现象,并给出了我对其所以然的解释。又如在我使用字、词典时,深感古今释义的方法和风格很不一样,联系中西哲学的差异,知道这是二者思维特点所致,而中国式的思维更符合语言实际情况,于是沿此而进,提出了“语义的可解与不可解”问题。越老越体味到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确是真理,这是他“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经验之谈呐。
年轻的时候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与师辈的差异:我们缺乏“幼功”,古书读得少,更不熟。不熟,就“进不去”,体会不出“味儿”来,依旧“书是书,我是我”,而作为一名古代汉语教师,就可能是以己之昏昏想使人昭昭。于是我要求学生背诵古文,戏名之曰“和古人对话”;上课检查时,我带头合上书,学生背书中断或错了我来提醒,师生都尝到了多读、熟读的好处。所谓古书之“味儿”,其实就是沉浸在书、文所营造的气氛中,尽量去“复原”作者构思写作时的语言环境(虽然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犹如自己身临其境,书、我的界限已经模糊。这是“思”的深化,久而久之自有所得。近年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一经验和现在西方哲学中“诠释学”的一些理论暗合。其实我们祖先早就点出了个中要谛,例如主张读书要“涵泳”、“想见其人”,讲“文势”,只不过没有上升到形而上而已。
四
记忆力再好的人一旦书读得较多了,也记不住那么多内容,特别是在当前“知识爆炸”,书籍和信息都是海量的时代。任其如此,岂不成了“黑瞎子掰棒子”?过去我习惯于做卡片,小小的卡片盒随身带着,有所获(有时是有所思)就记下来。十多年前我用计算机做成电子卡片,但是后来发现等到需要整理、分类和归纳时,电子卡片反而不如纸质卡片方便。现在已经改为全文存档、摘抄和纸质卡片三者并用了,它们成了我读书路上留下的标记,有了标记走回头路(拾起旧有的思绪和资料)就方便了。我身上总带着个小本子,书桌上也准备了一个。身上这一本随时记下要办的事,备忘录性质,同时记下遇到人和事时引发的一些与学术有关的想法;桌上的一本专用来记下读书时的感觉和激发出的“一闪念”(姑谓之“灵感”吧)。这是个笨方法,但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来说,恰好是一个补拙的窍门。当然也有小本乱丢一时找不到,急得出汗,全家总动员一起上阵的情况——事后想想,那情景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要读的书太多,“平等对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最重要的书、文,我就仔细读甚至反复读,即所谓精读也;一般而有用者,就略读;与己关注的问题距离较远的,就浏览。浏览者,就是读读序或导言,看看目录,挑选一些章节看一看,“知道了”,丢开。
“一卷书”的量是按古书说的,平均起来大约万把字吧。算一算,真做到了;再算算我还能活多少年?还能读多少?我暗自笑了:还不算少!(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13年第2期,原题目为《我是怎样读书的》)(作者:许嘉璐,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