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字工作者的素养 一个人从事文字写作需要具备的素质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比较宽的知识面。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多少都要知道一点。尤其是在记忆力强、接受新东西快的年轻时更要打好基础。最初,掌握的知识线条粗一点不要紧,但一定要准确。如果不准确,人家粗粗一听,似乎你知识很渊博;仔细听,就会发现许多地方靠不住,那就没有什么用。有人说,这些知识到需要时去查查就可以了。但是假定你的知识面不宽,该到哪里去查也不会知道,甚至根本弄不清楚需要查些什么。那样,你的眼界就很窄,只能就事论事地谈一些事,不能从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它。 二是要有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做哪一项工作,都有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非常重要。拿写文章来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讲过,一篇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带指导性的文章,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再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得出一个结论,给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见,文章写得怎么样,其实是对一个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检验。 三是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再好的思想,如果语言和文字能力差,表达不出来,那就等于零。古人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现在我们选拔人才,文字能力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如果这个人写的文章别别扭扭,内容空洞,逻辑混乱,语言干巴,他的综合素质是要大打折扣的。 以上三点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根本。你从这个岗位转到那个岗位,即使专业完全不同,但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比较好,你就会很快适应和取得进步。尤其是文字表达能力,可以说到哪里都用得着。 关于怎样写文章 写文章,特别是写好文章,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古今中外,哪一篇名篇佳作是按照什么套路写出来的?没有!所以,怎样写好文章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各人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里,我只能说说自己的几点体会: 第一,写文章要处处替读者着想 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自言自语。既然是写给别人看的,就得处处替看的人着想。要考虑到他所关心的、有兴趣的是什么,要考虑到哪些是他已经知道的、哪些是他还不知道的。众所周知的话要少说两句,大家还不清楚的要多说几句,而且要努力说得透一些。现在有很多文章,我在看的时候,不少地方我常用眼睛飘过去,但有些段落,甚至就那么几句话,却会用心看上两三遍。为什么有些话要飘过去?因为这些话我已经知道,已经在别的地方看到过无数遍。只看头几个字,后面的都知道了。但如果有新内容,那就得仔细看。我们写文章时,估计人家眼睛会飘过去的地方,不如自己先把它删掉;不能不讲的,或者不讲就接不上气的,就尽可能用简略的几句话把它说过去。反过来,如果读者不清楚的,那就要交代明白。胡乔木同志改东西时,如果看到某个人们不太熟悉的人物,他都要求交代清楚这是个什么人。即使是大家都知道的人,他有时也要求交代清楚这个人那时是干什么的。总之是处处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 替读者着想,还要注意文章的写法和语气。乔木同志说过,现在有的文章,到处是“应该”、“必须”,像是法官的判决书,却缺少充分的说理。乔木同志要求在写文章时,应该和读者处在平等的地位,尊重对方,把问题提出来,把事实摆出来,一层一层地进行分析,与读者一起思考,一起探讨,自然地共同得出结论,不要有那种强加于人的味道。 第二,写文章总要提出和解决某个问题 为什么要写文章?因为存在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需要去写文章,否则你写文章干吗?有些年轻朋友喜欢“著书立说”,这当然是好的。但书写了好几本,“说”却没有立起来。什么原因呢?因为这种书往往只是叙述式的,而不是分析式的。叙述式的,材料有的是,只要你花时间,把材料梳理、加工就出来了。这种书对接触不到这些材料的,或者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些材料的人,也有用。但毕竟不是高水平的东西——因为没有提出和解决别人以前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写文章要分清轻重主次 一些同志写文章时,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结果,文章就平铺直叙,没有轻重主次。 其实,一篇文章也好,一本书也好,真正精彩的东西并不多,有那么一两点很独到的地方就不错了。字字珠玑,每一句话都那么高明,没有那回事。打个比方。我们到饭店去吃饭,点一道炒虾仁。其实虾仁就那么一点点,主要的配料是白菜。厨师一定是把白菜铺在盘子底下,虾仁放在白菜上,让你一眼就看到重要的东西。假如这个厨师把虾仁和白菜搅在一起炒,你吃了半天还不知道这盘菜中有虾仁。乔木同志打过一个比方,他说我们从火车站出来,会看见很多广告牌,但多数都是一眼瞟过,只有少数几块能给你留下印象。什么原因呢?要么是这块广告牌特别大、色彩特别鲜艳,要么是摆放的位置特别显著,要么是它反复出现。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到首都机场去,回来时经过三岔路口,有一个广告牌,是丰田汽车的,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为什么到现在还会记得呢?因为它放的位置很突出。 重要的东西不仅应当浓墨重彩地写,而且放在文章的什么地方也有讲究。我的老师周子同教授说,胡适写文章有个特点,看他的全文的头几句,就知道全篇要写什么,看每一段的头一句,就知道这二段要写什么,正是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全篇之警策”。有的人写了文章给我看,我问他某个问题怎么没有讲到,他说已讲到了。仔细一看,他那一段文字很长很长,而重要的几句话夹在中间草草地带了过去。我说,你放的地方不对,都淹没在一般性的话里了,我看到那个地方时眼睛已经很疲劳,结果重要的话反而被忽略了。另外,对重要的内容,为提醒人们注意,还可以适当地重复,正面说了,再从反面提出问题来加以回答。这叫强调。但对不重要的内容你反复讲,那就叫罗嗦。 第四,写文章要注意通篇的结构 古代文人有句形容文章结构的话,叫“凤头、猪肚、豹尾”,很有道理。 “凤头”很重要。看文章,一般都是从开头看起,他要看这个开头是不是提出了什么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有没有新颖的观点,有没有大胆的设问,让他形成一个悬念,吸引他看下去。如果开头抓不住他,他就看不下去了。当然也可以有别样的写法,不能一概而论,也可以像《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从远处说,慢慢地把你吸引过去。开头不必太长,长了就不是“凤头”了。 “猪肚”是身子,是躯干,就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要丰满。说理论证要充分,要有说服力,不仅要提供一些见解,还要提供一些知识。 “豹尾”这个词用得非常好。谁都知道豹的尾巴非常有力。用在写文章上,指的是当你充分展开了论述、把问题说清楚后,希望人家看完这篇文章后能留下一个什么强烈的印象。这就要求在结尾处把它点明,把全文有力地刹住,甚至把意思再上升一个台阶,使人读后感到可以举一反三,感到有回味。结尾绝不能长,恰到好处时就戛然而止。有的文章到了结尾处又去展开,那就把整篇文章给写散了。 除了整个结构中的几个部分要处理好以外,还要考虑到一条,怎么能够做到全篇浑然一体,别弄成“板块结构”。这种结构就像过去盖房子,用预制板拼接的,在两块板之间联结处用铁钩子钩在一起,相互间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平时像座房子,实际上是几大块,一遇上大地震就全塌掉了。现在有些书籍,各章节都白成段落,看不出来它的上一章节和下一章节的内在联系。以前有人,说文章有的是“流出来的”,有的是“挤出来的”。所谓“流出来的”就是像自来水龙头一样,一打开,“哗”地一下,水就喷涌而出,自然流畅,一气呵成。所谓“挤出来的”,就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想一点,写一点,没有一口气贯注在里面,更没有前后的照应,杂乱而干瘪。 第五,写文章文字要尽量平实、干净,尽可能口语化 平实是指讲得很朴实,很准确,很亲切。不要用那些不确切的、夸张的词句。有一次修改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听了某个领导人的讲话后,每个战士都心潮激荡,充满了什么什么。我就问作者,每一个战士都如何如何,你一个个调查过吗?一篇文章里面这类夸张的词句一多,人家就不相信你所说的了。实际上,使用一些过分夸张的词句,并不能增加文章的感染力,反而会使文章减色。 干净就是文字不要拖沓,要朗朗上口。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高中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的文章。文言文虽有不少缺陷,但有一个好处,就是语言干净,念起来抑扬顿挫。现在有的文章不注意这些。我对一位年轻人说,你写好文章后最好像广播员那样把自己的文章念一念,一念就能听出来文字干净不干净,有没有疙疙瘩瘩的地方。一般说来,句子不要太长,尽量用短句。比如毛选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大家都能记得。如果改成“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你看了还会有很深的印象吗?毛主席的文章非常口语化。比如他说:无数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过”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特别有感情,如果改成“激起我们极其深切的悲痛”,那味道就全变了。“难过”这个词其实很普通,有时用很多形容词,反而远不如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能打动人。 讲了这五点,我再强调一遍,写文章没有公式。如果你拿这五条去套,那就写不出文章了。我过去看到过一幅漫画:一条蜈蚣在那里爬,爬得很自如,一个专家拿了一个放大镜仔细观察了很长时间,然后总结说,蜈蚣走路是先把左边第一只脚抬起来,抬到什么高度落下来,然后再迈右边第一只脚,再迈左边第二只脚……等这个人讲完了,蜈蚣想按照他那个规范了的方法来爬,反而爬不动了。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
+ u; n7 b# a1 K" s, ` 对起草文件的几点体会 因为工作需要,我参加过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文件的写作和平时文章的写作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的体会是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起草文件不是个人的创作,首先要对中央历来的精神和提法吃透,做到准确把握。不能随便跟中央历来确定的方针原则讲得不一样。这涉及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过去的提法绝对不能改动。如果经过充分的调查了解,确知周围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有些提法也是可以改变的。但这种改动应当是在了解原来提法基础上的改动,不能随便改。最后究竟改不改,也只能由中央来决定。 二、写文件前要进行调查研究,要针对实际问题来谈。写文件不能只从抽象的道理出发,靠推理来进行,不能把主要力量用在编句子上,而是要着重分析实际问题,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表现是什么,有哪些原因,该怎么解决。写到书面上有时可能只简略地提到,但心里一定要有数。一次有人把一篇文章送给乔木同志看,看后他说,文章一个结论紧接着一个结论,叫人看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文件叫人看着累。但假定你是针对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把它的原因、表现和对策说得清清楚楚,就不会使人产生这种感觉。 8 N) s! m+ X* k3 i# `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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