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权力“减法”换发展“乘法”

用权力“减法”换发展“乘法”（治理者说）

对话人：奚正平（陕西省渭南市市长）　刘天亮（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08日   05 版）

　　郡县治则天下安。基层干部是政府体系的神经末梢，最灵敏地感知着时代脉动；也是政治系统的毛细血管，关系到整个政治机体的健康运转。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就像一个闸口，所有的政策只有通过这个闸口才能流向人民群众。

　　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注定今天的基层治理更为复杂艰巨。身处一线，治理者要面对哪些困难？直面群众，干部有哪些执政故事……我们开设“治理者说”栏目，就是为基层干部提供一个平台，在实践中交流治理心得，于细微处探讨执政理念。希望公众能对基层治理的复杂多一些了解，对深化改革的繁难多一些思考。敬请关注，并欢迎提供线索。

　　——编  者  

　　

　　【对话背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并将其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一招“杀手锏”。在这篇大文章中，“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地方政府能不能接得稳、放下去、管到位，事关改革成效。

　　作为在西部省份率先开启简政放权破冰之举的渭南，这一年来下放行政和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数量之多，引人关注。本期“治理者说”特邀渭南市市长奚正平，听他介绍如何书写简政放权的“下篇”，希望能对其他地区有所启示。

　　

　　评论员：简政放权，中央的“上篇”与地方的“下篇”如何融会贯通，说易实难。这样一场自我削权的革命，往往狠不下心。或是只放无关紧要的“空权”， 或是借机把一些不好管、不想管的事权推向社会。渭南似有不同，一年来，下放县级行政许可73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714项，下放和取消行政许可事项141项，向社会中介组织转移政府职能49项。如此放权，如何做到的？

　　奚正平：说到底，得看一任政府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想放，能不能突破利益藩篱。

　　在这点上，渭南市委、市政府的思想非常统一明确，绝不把简政放权当成“应付”上级的事，而是从贯彻中央要求，从自身发展需求来认真对待。充分利用陕西省委、省政府赋予渭南在一些领域可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2012年，时任渭南市长、现任市委书记的徐新荣，倡导和发起了渭南的简政放权工作，市里出台了《关于简政放权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实施意见》、《关于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一次性下放给县市区及重点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587项，这在当时很难得，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本届市政府也将继续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工作。有了高度一致的共识，什么权该放、什么权该留，就不会那么痛苦纠结了。

　　我们放权的总原则是：凡是企业或中介组织能干好的，政府少干预；凡是非公经济能做好的，国有企业少参与；凡是下级政府能做好的，上级政府不插手；凡是一个部门能管好的，就不多家掺和。下一步，还会将部分事权下放乡镇，将一批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权力向基层下沉，改变以往“市里管到看不到，基层看到管不到”的事权流程弊端。

　　简政放权，不仅仅是管理权限的调整和划分，更在于职能的转变转换、流程的优化再造、效能的全面提升。权力该放在哪，不是看我们想不想管、它好不好管，而是看服务对象的需要，这个观念转变很重要。

　　评论员：审批权下放，实际操作中，有的“明放实不放”，有的存在“既然权力拿走、啥都不管”的消极倾向。如何避免呢？

　　奚正平：当“甩手掌柜”或“影子掌柜”，改革肯定会误入歧途。简政放权决不是简单的权力挪窝，不是一放了之、撒手不管，而是要更好地监管，管住管好该管的事。

　　为此，我们明确要求市级部门“放权不放责”，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全程监管。还规定，各区县必须将下放的权限分类梳理，在官方网站公布，让百姓一目了然。同时，我们也派出联合督察组跟踪检查，凡是明放暗不放、打折放权的，不但要通报批评，还将追究领导责任。一句话，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评论员：关于向外放权，有一个普遍顾虑：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容易一放就乱。你们步子挺快，不担心吗？

　　奚正平：简政放权是一个系统工程。渭南的社会中介组织目前还处在成长阶段，大多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直接服务民众的很少，能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仅10%。

　　但这不是我们坐等、观望甚至拒绝向他们放权的理由。我们一手抓放权工作有序推进，一手抓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壮大和规范。我们制订了向社会组织转移的指导目录，年底前再选10个到20个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进行试点，2015年全面铺开。

　　权力向下，带来更高效率和更大效能，也更容易被监督。简政放权，就是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甚至“乘法”效应，进而为地方的又好又快发展增添更多筹码，真正写好与中央“上篇”一致的“下篇”。

这篇文章写的好，用政府权力减法换取社会和市场活力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