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要以解决问题为根本

     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耐人寻味。会风就是作风，会风就是政风，会风就是党风。要倡导朴素、务实、精短、管事的会风，破除形式主义，消除仕途习气，努力使求真务实的要求落到实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会风。革命战争时期，站着开会、即席讲话，对中央领导人而言是家常便饭。即便是很多研究党和军队发展与前途命运的重大会议，也往往是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召开的。会风清新节俭、精短高效。在延安，毛泽东还专门提出要对当时开会中存在的“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的“党八股”问题加以改革。他明确表示，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甚至明确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邓小平指出：“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胡锦涛强调：讲短话、讲管用的话，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习近平指示，现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对作风不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p2 K/ _& X8 v1 w/ L　　会风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原始社会就有部落联盟会议，重要问题集体决议。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家间经常举行会盟，先秦时便出现了“谏议”制度，后来又出现了汉初的“集议”、隋唐时的“朝会”、明代的“廷议”、清代的“大朝会”等会议制度和会议形式。“召对”“禁中密议”应该说是封建王朝体制内级别最高的会议形式。另外，据说古代的君主召集大臣们议事时，不都是站着的。到了宋朝，赵匡胤大概是发现这样开会效率太低，便决定改革。他在当皇帝的第二天上朝时，便命人把殿中所有为大臣们设的座椅搬走。从此，大臣们奏事，就只能笔直地“立而上言”，而且有时还得“跪而奏事”。从“坐而论道”到“立而上言”，固然反映出君臣间等级制度严密，但不设座椅，对于提高议政效率和会议质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站着开会，长话短说，短会择要，谁还愿言不及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见，开短会，说短话，言简意赅，提高效率，古人早就意识到了。
2 K  b' C0 {4 t1 r4 ?　　要倡导务实高效的会风文化。会议，从字义上说，“会”即集会，“议”即商议、讨论和研究。所谓会议，就是领导机关为了一定的目的，把领导集团或被领导者组织起来，讨论、研究问题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会议，“会”是形式，“议”是内容，应重内容轻形式。我们党是由会议起家的。我们的党诞生于会议，也发展于会议，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积累，我们建立了科学、民主的会议制度，也积淀了厚重的会议文化。从党的一大起，就与会议结下了不解之缘——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十八大……在井冈山时期，有的领导同志对经常开会不习惯、不理解，毛泽东风趣地开导大家，国民党那边倒是不开会，有的高官却愿意到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开会的“会”字，结构是“人”和“云”，“云”有“说话”的含义，从拆字文化可以阐释为，开会就是有人要发言、有人讲话。参加会议的人既然要发言讲话，就得有些约束条件，最关键的是用最短的时间、最精的语言、最实的态度把议题道出来、把问题讲出来、把建议提出来，如此大家才能集中听会，集中讨论，形成共识。
　　解决会风问题需要做到“三个一”。一个理念：开会是个好形式。卓有成效的会议，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十八大通过的新修正的《党章》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可以说，开会，是我们党领导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更是必须认真坚持的组织原则。召集会议和出席会议，是领导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实行科学领导、民主领导的重要渠道。一个根本：解决问题是根本。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党的会议文化的显著特色是“问题意识”，即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一个核心：务实求真是核心。会议要以“能少则少、能短则短、能精则精、能简则简、能实则实”为原则，树立优良会风。
5 _4 n2 X7 f- f! G+ ~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副校长康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