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核心价值观因子

　  中华文明绵延流长，积淀深厚；传统经典言近旨远，内涵丰富。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价值观的基础。价值观的提炼和总结，离不开文明的积淀，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历史的文化传承。“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今天核心价值观承接传统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的《论语》，就蕴涵了诸多核心价值观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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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性近习远与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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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中的平等理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性意义上的平等。关于人性，《论语》中只记载了孔子所说的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注：以下引文出自《论语》，均只注篇名，不再赘述）。“性”者，生也。大家都出于此，来源于此；“近”者，结合后面“习相远”，则更加强调的是“同”，即大致相同；“习”是指后天所习染。可见，孔子的这一表述当中包含着朴素的平等理念，即每个人，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小民百姓，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性这一类本质，而正是这个本质决定了每个人都拥有了道德意义上的平等权利。
% H' w! r* _8 D4 J% Z6 M) g; C* U    第二，“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教化）思想。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卫灵公》），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因为人生来在本性上是类同的、平等的，不存在先天禀赋上的质的差异。之所以出现了差异，是由于后天“习染”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改善人们后天的“习”来使得人成为“君子”而非“小人”。这种方式，儒家称之为“教化”。这种“有教无类”的平等教化思想，实际上就是将教育权视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的基本人权。据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些弟子出身各异，天资禀赋不同。但孔子对他们一视同仁，平等相待，“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只要象征性的交一点点“束修”就可以成为孔子的弟子，跟随孔子学习。可见孔子在教育中的平等观念。
    第三，人格平等与独立。孔子指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就是说，“事君”是以“道”为原则，如果不符合“道”，那么就可以不“事君”，这就彰显了人的独立人格，强调臣不能因为“位卑”而降低了自身之人格。孔子认为，虽然因为“位”的不同决定了君臣上下之间所秉持的“礼”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君臣保持其独立人格，君臣上下要相互尊重，即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这也正是杜维明先生在其《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中提出的，士人“能够以教师、顾问、批评者或朋友的身份对帝王保持一种独立人姿态”。正是因为人格是独立的，才能成为孔子所推崇的大人君子。
6 s+ ]! M( N' R2 k2 a. N    第四，“以德求位”的平等政治参与权。孔子认为，每个人在成就德性、通往圣贤人格道路的起点是相同的，拥有平等的道德权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而参与政治，如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这就保证了每个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卑贱”却富有才情之人得以通过受教育、通过修养德性而获得从政的机会。进而，孔子非常重视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提出只要是人才，不论出身如何，都应该大胆使用，使他们各尽其才，发挥最大作用。如冉雍的父亲是“贱人”，但冉雍德行突出，因此孔子认为冉雍“可使南面”（《雍也》）。正是在这种积极的理念影响下，孔子许多弟子都参与到当时的政治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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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f  _& k3 @" Z  S: w    富强：养民以惠与富而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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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0 M0 E, ~7 }/ X; B" ~    孔子主张通过“惠民”的手段使民富裕，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
! i. W$ C. P4 C9 f, g. h7 Z    第一，既肯定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也强调这种物质欲望需要引导和约束。孔子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渴望富足的生活是人的本性，是合理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但是对于人的物质欲求需要教化和引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使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害“仁”，不会违“义”，不会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去追求“富与贵”等欲望的实现。在他看来，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仕》），没有了仁义为前提而追求“富与贵”的行为，对君子来说是不为的。
! j+ K0 b  a8 `4 ~; u    第二，主张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孔子看到当时的统治者大多穷奢极欲，民众因“猛于虎”的苛政而导致“耕也，馁在其中矣”的悲惨景象，因而大声疾呼：“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孔子主张的轻徭就是要减轻对民众的役使，要“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同时应该“使民以时”（《学而》），不能在农忙时征用民力；薄赋就是少征税。《论语》中记载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建议鲁哀公把现行税制改为什一税。鲁哀公答道：“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可见孔子和其弟子对于横征暴敛的反对。所以当孔子知道“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先进》）的时候，愤怒异常，说出了“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这样绝情的话，可见孔子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愤恨程度。
    第三，主张施行“惠民”政策。即让利于民，给民众以好处、实惠。对此孔子做了许多具体论述，如 “养民也惠”（《公冶长》），“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君子惠而不费”（《尧曰》）等等。只有不与民争利，施惠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才能使民“富”，而民富了，天下自然稳定。因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如果老百姓都很穷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过不下去的时候，自然无法安分守己，要起来反抗，君王的统治也就很危险了。所以必须通过“惠民”达到民富，使得“百姓足”，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
    孔子的“富民”思想还体现在其“均无贫”、“富而后教”等主张中。

- g1 ?* X3 j! K+ D' W+ ?6 H- Y    文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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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e; z4 s/ c1 ]    孔子的文明观强调在全社会推行以仁为质以礼为表的德化实践，以期达到“郁郁乎文哉”的文明社会。《论语》中孔子对“夷夏之辨”的说明无疑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对孔子而言，夷狄与诸夏的区别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更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以地缘亲疏来判别夷狄还是诸夏，而应该以礼教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承发展为标准。所以当孔子提出要去“九夷”之地居住，而有人质疑说“陋，如之何？”的时候，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孔子甚至断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可见，仁义道德应该是“夷夏之辨”最根本的标准。而使诸夏保有其为诸夏，夷狄开化为有君，即社会文明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则是行仁义道德的“教化”。通过仁义道德的教化，不仅使人民文质彬彬，而且使统治阶级政治清明，从而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孔子的德化文明社会的思想包涵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通过教化的方式促进社会文明。《述而》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是说，孔子对弟子的教育内容主要在于四个方面：“文”主要指典籍辞义等知识和技能，也包括人的言谈举止和气质修养，《雍也》中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这个意思；“行”作为实践，指践行“孝悌恭睦”等伦理道德活动；“忠”主要指忠善；“信”是指与人交往要讲求信用、诚实不欺。孔子通过这四个方面的教化，使民众知义守礼，从而使得社会文明、和谐。
# d" \0 W9 h8 k- G, T; z    第二，以基本道德与道德理想两种标准来规范人的文明。基本道德从最朴实的人的基本精神需求出发，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道德感情的激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这种基本道德是对普通百姓的要求。而对道德上有更高追求的社会精英，则不仅要遵循基本的人际道德，更要在此基础上自觉实现人己和谐，强调内外兼修，达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温良恭俭让”（《学而》）的文质彬彬的美好人格状态。同时，孔子认为社会精英对普通百姓的文明程度是有着带动和引领作用的，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孔子看来，有了这种道德教化的深层互动，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自然而然地提升了，“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
    第三，就国家治理方面，通过强调文明来治理国家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国家，如果臣与民能够做到 “孝悌恭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而统治者又能做到“能以礼让为国乎”（《里仁》），那么治理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家就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诚信：敬事而信与节用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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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从个人、社会和统治者三个角度对诚信进行了论述。
    对于个人而言，孔子把诚信作为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础。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诚信，“谨而信”，“主忠信”（《学而》）。如果不诚信，是无法做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就是说，一个人不讲诚信，那还怎么做人呢？这就如同车子没有销子连接，怎么能走起来呢！“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则很清楚明白地要求在人际交往中要做到诚信待人。甚至孔子认为，诚信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2 C9 t9 F! }, Z2 S& j( X4 ~! ~    对于社会而言，诚信方面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孔子所提倡的“文、行、忠、信”（“四教”，《述而》）、“恭、宽、信、敏、惠”（“五德”，《阳货》）以及后世逐步完善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都把“信”作为了重要元素。孔子教导子张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就是说，如果说话忠信，行事笃敬，就算是到了蛮夷之地也是行得通的；但如果相反，就算是在本乡本土也是行不通的。
    对于统治者而言，诚信是为政治国的基本原则之一。孔子甚至认为，诚信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是最重要的。《颜渊》中记载当子贡问孔子如何为政时，孔子回答有充足的粮食和军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进一步问道，如果不得已必须舍弃一条，先舍弃什么呢？孔子回答说舍弃军队；子贡再进一步问道，如果不得已必须再舍弃一条，那么舍弃什么呢？孔子回答说舍弃粮食。孔子的理由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人都难免一死，但若失信于民，得不到民众的信任，那么损害的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公信力，甚至还会由此失去民众的支持。所以，孔子提出要统治国家应该做到诚信，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实现“爱人”的仁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当然，《论语》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远远不止上述这几点，其他如“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所体现的友善思想；“执事敬”（《子路》）所体现的敬业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所体现的和谐思想，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