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写“讲话文章”

“讲话文章”是从讲话、谈话、演说而成的文章。之所以独立成题拿来分析，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讲话永远是工作的一部分，过去是，将来还是，是干部的必修课，不可回避；二是由讲话而生的文章比一开始就用笔写的文章另有一种味道，有独特的风格和规律；三是讲话文章在中国散文中是个新品种，诸子散文有谈话式，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文章结构。到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梁启超等一路下来都是“写”文章，“说”文章的还没有。讲话、鼓动是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主革命兴起后而大盛的。讲话之后又整理成文，携讲话之势，存讲话之风，又合文章规律，毛泽东是集大成者，至今仍独占鳌头。

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

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

       毛泽东一生在各种会议上有无数的讲话与报告，后来有不少形成了文字。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作“讲话文章”或“口头文章”，它是从讲话而来，而且是从一个始终在一线领导火热斗争的领袖口中而来，于是便有了它的唯一性。

        这类文章的特点是：首先主题鲜明，作者有鼓动家的本事，一席话就能使懦者勇、贪者廉、愚者悟，奋然图进；其次语言生动，作者有艺术家的本事，让人当场听得眉飞色舞、心花怒放。说到底就是思想性加艺术性。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既要肚子里有货，还要能临场发挥。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型会议的报告，二是各种专门会议的讲话或即席发言。毛泽东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包括开、闭幕词）高屋建瓴、雍容大方，最见领袖风度。一般都是为阐述或解决某一个阶段性的关键课题，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制定目标，总结号召。其结论常为历史发展所验证，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

        第二类是毛泽东在各种专门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话，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这不像前面那种大型的、战略性的重要会议要作较长准备和仔细论证，它甚至是突然性和遭遇式的，所以总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且常有现场感，即使半个世纪后读来仍如在眼前，有一种促膝谈心的灵动之感。这更见毛泽东的浪漫与风采，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

革命者、改革者要靠领袖集大众之思，

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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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一生几乎在不停地开会、讲话。我们现在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还是在不停地开会、讲话。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讲话是干什么用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有两个手段，一是用嘴说，二是用手写，即语言和文字。说，又不只是简单地告诉，还有相互的讨论、交流、集中，这就是会议。所以会议成了工作的主要手段，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成了一个党派、政权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点、里程碑。于是讲话、报告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解析、鼓动、号召的学问。

        一场革命、一个大的群众实践活动，是靠一个个会议讨论、集中而推广开去的。而领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这个团体和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履责、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革命者、改革者所面对的总是一堆难题、一块坚冰、一团乌云，要靠领袖集大众之思，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古今中外之革命、改革，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不如此。像国外的华盛顿、丘吉尔、卡斯特罗，民国政治人物孙中山、胡适、冯玉祥等都是演说好手。

        笔者接待过很多来自上面的视察和下面的汇报，生动者不多，可笑者不少。一次我们举办一个小型内部工作展览，请领导视察。看罢，在小会议室坐下，上茶，静候指示。不料领导从上衣西服口袋里掏出两页讲话稿，照读了一遍，全场愕然。这讲稿一定是昨夜小楼又东风，秘书挑灯抄拼成。我百思不解，今日所看之事，怎能入得昨夜之稿？

        讲话本来是一种交流，一个随机采集、同步加工的过程，是一种即席的创作。它必然伴随着一种活泼灵动的文风，由此而产生的文字也会是更鲜明更生动。好比树木的嫁接、美酒的勾兑，或者如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在无形的交融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系、新的风格。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就是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腔调讲出有思想、有个性的话，而不是念稿。

        就像毛泽东用湖南腔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用四川话讲“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有的领导全是念稿、背稿，甚至腔调也学播音员，几年也听不到一句自己的话。

全党上下讲真话、新话，

不讲空话、套话，是党的生命力的表现

        毛泽东作为领袖，在讲话方面有实践、有创造，把讲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有自己的个性。

        第一，他的讲话有王者之气。毛泽东讲话，有种气壮山河、舍我其谁的气势。不像有的领导一上台就紧张，一念稿子就出汗。

        你看，他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真是气贯长虹。

        第二，他的讲话有灵动之美。毛泽东讲话尖锐、敏感，善交流、不木讷，能始终把握现场、牵引听众。毛泽东本来就是中国革命这个大舞台的总导演兼主角，何惧一场演说、一次谈话？相反，讲话、演说正是他与这个大舞台的有机组成部分。

        你看他在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

        这是真领袖，有魅力。虽然许多现场讲话在后来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但那种灵动的风格却留存下来。

        第三，他的讲话通俗风趣。毛泽东虽是大知识分子，但始终和农民、工人、战士、干部厮磨滚爬在一起，他上接孔孟，下连工农，已做到集那个时代语言之大成。

        王明、康生由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归来，他在延安的欢迎会上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在说到作风问题时他曾讲：“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指鲁迅）总司令的。”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你看，说昆仑山下来神仙，是从《封神演义》而来；由朱总司令风趣地过渡到鲁总司令；由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现在的双百方针；比喻、借代、对偶、对比等修辞手法熟练地运用，再加上大幅度的时空调动，讲话自然趣味横生。

       第四，他的讲话警句迭出。毛泽东的报告、讲话，总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得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结论，许多警句广为流传。一首歌好听不好听，要看它是不是能流传开来、能流传多少年；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好不好，要看这其中的句子能不能让人记住、让人引用，能存在多少年。好的句子是思想的结晶，是文章的名片，能提升文章的品位和知名度。

      毛泽东讲话是一个领袖在指导工作，不是一个官员在应付，更不是一个小学生在背书。他的许多讲话、报告就是他对时局、对某个理论的研究成果。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和紧张的战斗中，他还是坚持读书、写作，认真准备讲稿。奠定了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论持久战》就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而即使是在一个普通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也能谈及人生观、生死观，产生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名言。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他胸有成竹，词从口出，既无政客式的作秀也没有刻意去附庸风雅。这是真正的政治家、学问家的讲演。现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讲话文章”无不体现了他的这种风格。

       对一个干部来讲，会讲话是能力的表现；对一个领袖来讲，会讲话是领导力的表现。而全党上下讲真话、新话，不讲空话、套话，则是党的生命力的表现。

（来源：秘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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