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四大误区

   尽管各级政府对新一轮城镇化进程热情和干劲十足，但在具体执行中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着不少令人忧心的偏差。
    从 GDP崇拜到城镇化率崇拜。不少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标都是“全域城市化”，甚至有官员提出“不干农业，消灭农村”的极端论调。同时，在没有搞清楚国外城镇化率的口径和方法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也纷纷发言：“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 80%以上，我们才多少？还有很大空间。”这种城镇化率崇拜的发展思路完全脱离了我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国情，将造成比GDP崇拜更具破坏性的恶果。
    我国农业人口规模庞大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基本国情。当前，在城镇化率已超过50%的情况下，农业人口仍有6.7亿人。相比较，英国、巴西同一城镇化水平时期，农业人口仅分别为1300万人和4500万人。即使到2030年，城镇化水平若达到 65%，中国从农村需要转移的人口将达3亿左右，仍有相当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人口总和的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没有捷径可走。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不仅是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过程，而且是与农业现代化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不应是削弱农业、剥夺农民、凋敝农村的过程，而应当是加强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城镇化的目标是人还是扩大内需。尽管“人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共识，但各级政府部门最看重的还是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 GDP拉动作用。某部门官员兴奋地告诉记者，2011年城乡居民年均消费分别为15160.9元、5221元，两者相差近1万元。如果通过体制改革，能将进城农民工30%转化为市民，每年将会带来 5000多亿元的消费增加额，这还不包括农民转市民带来的公共投资需求的增加。
    当前，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这个判断无可厚非。但对此一定要清楚，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是农业人口合理有序稳定地向城镇集中融合，拉动投资、拉动消费和带动经济增长是城镇化第一目标顺利实现过程中的伴生现象和影响结果。如果各级政府在城镇化推进中把扩大内需变成追逐的首要目标，新型城镇化道路有可能再次落入追逐GDP增长的“陷阱”。
    产业支撑城镇化还是城镇化服务GDP。推进城镇化，必须加强产业支撑，才能提升转化农民、吸纳就业的能力，筑牢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捡到篮子都是菜”。
    这样的景象在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少市县把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支撑，异化为招商引资，热衷于追逐像富士康这样的大规模用工企业，因企造城，在河南和四川等地短时间十几万工人聚集成城的现象众多。一旦这些大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这种把城镇发展捆绑在某个大企业上的做法就会带来不可弥补的后果。
    城乡一体化还是城乡“一样化”。受新一轮城镇化热潮的推动，当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区）的县就有上百个，而仅仅在广东、贵州、云南、陕西4个省份，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区）。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充分感受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更多是把城乡一体化建设变异为城乡“一样化”建设。
    比如，盲目撤并村庄，贪大求洋，忽视农业生产特性；盲目统一改造农居，建造兵营式的村镇社区，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忽视传统民居的个性，大量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使农民丧失分享乡村旅游潮的财富机会；盲目安排村镇整治时序，村路还是土路，农田里浇筑了水泥路。村民饮水困难，玉米地里铺上了自来水管等等怪相。
    “历史上看，凡是用城市发展规律取代农村发展自身规律时，三农问题就会恶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就此指出，农村和城市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搞一样化发展，而是要追求两者差异化，互补协调发展。”他举例说，法国37万个村庄风貌200多年都未改变，一样走上了现代化。
    （2013年第21期《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