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来，我一直混迹于机关，行走于仕途，因了出身卑微，家教严格的缘故，始终是夹紧尾巴，低调做人，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我祖上成分极高，风光一时，家人自父辈起就受到打压，偶尔少不了邻里的白眼、排挤甚至欺负。父母对我的教育历来不重学习成绩，只反复强调要听话，不惹事，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实在是出不起事。不怕见笑，因了这种胆小怕事的风格，老婆没少揶揄，说我缺少男子气。也正因为如此，对那种有豪气、有霸气甚至有匪气的男人，我历来打心眼里佩服，羡慕嫉妒恨。邓子伟就是这样的男人。
邓子伟有豪气。几乎在参加工作的同时，我就见识了邓子伟的熠熠风采。1991年底，我由一个文化打工崽一脚踏入税务部门。那时，邓子伟不到35岁，年富力强。他是东江税务所所长，东江所成了全地区第一个全国文明税务所，他在全局工作会上介绍经验。他身材魁梧，着一袭米色风衣，声音宏亮，操一口流利的郴州话，给人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顺便说明，郴州话与资兴话不是一个语系，在资兴，能讲郴州话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种身份。
会后不久，邓所长就成了邓副局长。自然，没人敢叫邓副局长，那个“副”字，按例是会隐去的，更何况，邓局长一上任就分管人事政工，这个位置，按照机关不成文的规则，是由资历最老的副职或者上级指定的二把手坐的。
邓局长甫一上任，就在资兴市税务局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事改革。这一次改革绝不是小打小闹，修点边边角角，而是彻头彻尾的大换血。一批人被重用，一些人靠边站，有进有出，或升或降，一举打破了机关与基层、城市与农村的界线。方案出笼之后，雷厉风行，三天之内不报到者有职务的就地免职，无职务的待岗学习。
当时正值阳春三月，阳光普照，春风吹拂，这一缕春风居然就吹到了我所在的青市税务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调到机关任副股长，另一个同事调到东江所。而我，在基层呆了还不到三个月，就被调到市局人教股。说实话，这几个月，我仅仅跟着老税干到市场上收过几回生猪产品税，一头猪6元，其总额还不如我的工资多。我能够想到调动的唯一理由，就是写过几篇信息报道，青市所的信息工作因此由原来的倒数第一一变而为顺数第一。
邓子伟逐一找我们谈话后，还在税务所的小院里挂起一块红布，亲自为每一位干部拍了半身照。我那时刚参加工作，且家境贫寒，穿的是一件自己扯布请裁缝缝制的白底花布衬衣，衣领皱巴巴的。邓子伟把我的衣领左扯过去，右扯过来，总不熨贴，说道：“你这是什么衣服！”我顿感汗颜。事后发现，我们这些照片与每个人的岗位职责一起上了墙，邓子伟此举庶几可算如今政务公开的滥觞。
我到机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窜下跳收集资料，写了一篇长文描述这一场翻天覆地的人事改革。我调动了所有的激情和文学细胞，把这篇信息写成了通讯甚至纪实文学的模样，把这场改革的导演邓子伟写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同时还大胆披露了因碌碌无为而让位的个人，因管理混乱而被整顿的单位。办公室的那一期简报就登了这一篇文章，在系统内引起好一阵震动。我当时纯属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不小心就触动了机关里的机关，很快就有资深税干甚至所长来找碴。邓子伟毫无保留地力挺我，他说：“别理他们，你写的一点没错！倒是办公室的两个笔杆子，怎么就没见写出几篇像样的文章？”
要么不做，要么做大。邓子伟从郴州地委宣传部请来了两个大手笔，一个是陈录社，大才子，后来在长沙市委副秘书长任上因不廉洁案入狱；一个是徐大卫，郴州地区第一个扛摄像机的人。他们俩一个写稿，一个摄像，我和搞宣教的副股长当助手，奋战月余，拍成了在当时堪称一流的专题片《资兴市税务局风采录》。而这个专题片脚本的脚本，就是我那一篇文章。
邓子伟有霸气。他做事风风火火，在机关坐不住，大部分时间都往基层税务所跑。局里新买了一辆银灰色的213吉普车——北京切洛基，在当时当地算是很高档很前卫的小车。这辆车成了他地地道道的专车，而且连司机都省了。东江库区有两个税务所，因此局里还购置了两艘快艇放在码头上，虽然指定了一个干部专门管理快艇，但多半还是邓子伟在开，直开得风驰电掣，白浪翻滚。
邓子伟的切洛基一时成了资兴税务系统权力与威势的象征。税务干部只要听到车上的倒车雷达传出“倒车，请注意”的声音，就知道邓局长到了，马上就会条件反射似地警觉起来。
想不到这辆车居然还会发生咄咄怪事。不知是小孩调皮捣蛋，还是干部发泄私愤，一到晚上，就有人放了轮胎的气。为此，邓子伟召集机关里几个他认为可靠的年轻人值夜班，准备当场逮住破坏分子。我有幸被他选中。我们两个人一班，每人配备一根铁棒，通宵警戒，如临大敌，还不时在心里默念：“今夜你会不会来？”就差没唱出来。可是，或许对手早有警觉，最终还是没来。
慢慢地，邓子伟在税务系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名气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竟然盖过了一把手。下级来汇报，往往先找邓子伟，而不是找局长，或者找了局长也没用，起码不如找邓副局长顶用。甚至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也是先找邓子伟。
局长是从地区下来任职的，一个典型的好人，善良而温和。他的办公室与邓子伟的办公室相邻，后来，他实在受不了邓子伟咄咄逼人的僭越，为避其锋芒，居然收拾办公用品，搬到家里去办公。局长很生气地说：惹不起，躲得起，我不搞了，给他去搞！
事有凑巧，本来排名第二的副局长精明强干且精于业务，偏偏身患重病，到长沙住院，而老资格的纪检组长和工会主席则和邓子伟结成了统一战线，亦步亦趋。一时间，邓子伟这个资历最浅的副局长后来居上，说话一言九鼎，走路呼呼生风，步入权力的巅峰。局里形成了一方独大，唯“邓”独尊的局面。于是有人说，邓子伟身上有一股杀气，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依我看，他更像一只猛虎，一头雄狮，在布满机关的机关无所畏惧，一路攻击前进，所向披靡。
然而，邓子伟并非一味霸蛮，事实证明他是既有政治手腕，又有政治头脑的人。税务局要选一名市人大代表，如果按照选民的意愿——包括发自内心的和被迫无奈的意愿，十有八九会是邓子伟。关键时候，邓子伟召开了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他坐在台上只讲了几句话，斩钉截铁：能选上一名人大代表，代表了我们局里在市里的地位，局长是单位的法人代表，大家必须统一意志，必须选他！结果局长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
邓子伟有正气。资兴市资源丰富税源也丰富，厂矿企业多且级别高，地属省属甚至中央直属的企业都有，收税时便往往遭遇这样和那样的阻力或尴尬，有的是硬抗，有的是软抗。邓子伟当所长时，到某大企业收税。企业管财务的都是处级干部，问邓子伟是什么级别。一个小小的税务所长，只是享受副科级，但邓子伟说出了一句名言：“我没有级别，如果实在要问我什么级别，我们代表国家收税，我就是国家级。”
大企业难进，小税收更加难收。每逢出租摩托车检查和夜宵摊清理，税务干部几乎是倾巢出动，四处出击，就像现在被媒体和网络集中垢病的城管，弄得街市上很有些鸡飞狗跳的景象。我曾亲眼看到时任兴宁镇镇长被摩托车主一把推到水塘里，幸亏人无大碍，只是眼镜弄丢了，狼狈不堪。市人大某主任的亲属也开了一个夜宵摊，有人去收税时，摊主许是仗着后台强硬，死活不肯交税，且态度恶劣，让税务干部下不来台。
邓子伟有感于收税的艰难，又做起了文章。他把地区税务局办公室一位副主任、一位干事，宣教科一位副科长请来，四人一合计，策划了一篇大文章——《收税 天下第几难》。文章由三人集体执笔，三个笔杆子一人一部分，写出来后三个部分风格惊人的一致，文笔辛辣，语言犀利。文章直面税收环境的复杂与处境的艰难，直击税收征收、检查、清理现场，矛头直指偷逃抗税的纳税人、干扰税收执法的个别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这其中就包括前述人大某主任。文章不仅发表在《湖南税务》杂志上，还被《中国税务报》转载。
那一天，我随邓子伟在地区局出差，恰好看到那一期《湖南税务》杂志，那篇文章我看后觉得回肠荡气，酣畅淋漓。邓子伟更是看得过瘾之极，他忘情地一拍桌子，大呼：“痛快！”便特意向办公室要了好大一捆杂志，准备四处分发。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资兴，文章的影响波及到税务系统之外。人大某主任自是坐不住了，连市委、市政府也跟着被抹黑。坊间传言，市委专门召开了三次以上的常委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子伟。
转眼就到了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税务局要一分为二。从字面上理解，国税就是中央军，地税就是地方军。因此，分到国税的干部欢天喜地，分到地税的干部垂头丧气。一般而言，人员和财产都是三分之二到国税，三分之一到地税。正常状况下各级一把手都选择到国税，因此，无论人员和财产，无论数量和质量，实际上地税都难以分到三分之一的份额。但资兴是个特例。资兴地税不仅分到了一批优良资产，而且分到了一批优质干部。这些人大都职务不高素质高，且以业务精子居多，个顶个的能干。究其原因，就是邓子伟打定了主意到地税当局长，而这个机构分设方案，无疑就是邓子伟主持制定的。
幸与不幸暂且不论，总之我又一次被邓子伟选中。我是基于几方面的线索得出的结论。其一，我在人教股负责内勤和劳资，虽然不喜欢与数字打交道，但对自己的饭碗看得很重。1993年工资套改，离退休人员工资套起来相当复杂，搞得我的上司和地区劳资员都头晕了，我以我的逻辑与他们据理力争。经电话请示，省税务局裁决我是对的。老干部为工资套改的事来找，我讲得头头是道，说得清清楚楚。邓子伟为此大加赞赏。能写会做还听话，自然就得到了他的青睐，除了管人的和管钱的两个股长，邓子伟下乡带得最多的就算我了。其二，外县市和其他部门的一般规则都是正职到国税，副职到地税，干事再到国税，这样分便于两个局搭架子。而当时人教股三个人，我是干事，按常规，应是股长和我到国税，副股长到地税，结果我和副股长却调换了位置。其三，在方案宣布后的一天晚上，股长带我到邓子伟家拜访，老远就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当时他家里已经高朋满座，他见我俩进来，半开玩笑地对众人说：“看看，国税和地税的人教股长一起来看我了！”
人算不如天算。邓子伟策划的那一篇文章对领导多有得罪，触怒了地方政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该是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了。税务部门是垂直管理部门，地方政府无权任免税务局领导，但在任免之前，上级税务部门通常会征求地方政府领导的意见。打个比方，甲国向乙国派遣外交官，乙国只能被动接受，但是该外交官如果太过出格，则乙国可能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直至驱逐出境。据地下组织部长透露，地方政府坚决抵制邓子伟担任资兴市地税局局长。最终的结果，邓子伟被调到地区国税局任部门副职。
邓子伟其人，从不甘居人下，总是领导潮流，左右局势。撇开褒贬之辨，依我之见，他完全具备枭雄的潜质。到一个部门任副职，不是组织的失误就是他本人的悲哀，而在他之上的那个人势必更加头痛。好在不久之后邓子伟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把手——进出口退税管理分局局长。
邓子伟给我设定的人教股长职位我并没能坐多久，我仅仅以副股长主持了半年工作，未及转正，就被调到市里——1994年12月郴州地改市。1995年6月，我调郴州市地税局人教科。虽不再是邓子伟的下属，但我丝毫不怀疑邓子伟会把他的分局治理得井井有条，也不排除出现红红火火的景象。
事有不测。几年后，我突然得到消息，邓子伟被市检察院请去“喝茶”了，一去就是好几天，而且还惊动了省高检。具体因何事“犯法”，未闻其详，大约是涉嫌“私分公款”或是“私分国有资产”之类。又有国税局干部称，其实不过就是他们分局集体多发了一些钱，邓子伟自己并没多拿一分。这一点我相信，邓子伟胆大，地球人都知道，要说他贪财，还真没看出来。
邓子伟倒是还有几分匪气。当时，资兴市税务局有几个刺头不服管，邓子伟上任后，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重，软硬兼施，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有的还成天屁颠屁颠地跟着他鞍前马后效劳。局里自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或者与他有过纠葛的人，这些人基本就没了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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