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访谈录：在沉默与沉思中探寻内心的矿脉

写在前面：在当今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沉默和坚守已成为一种可贵的品质。在我们的身边，过往的日子无时无刻不在显示其沧桑的一面，还有那些匆忙而过的人们，他们沐浴和承受，分享着生活的艰辛和喜悦，然后慢慢老去，包括我们自己。虽然许多美好的东西已渐行渐远，但那火一样激情的岁月仍然在一代人的心中炽燃，还有被这个时代所淡忘的荣光，已冷却、凝固成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脉，让记忆历久弥新、光泽依旧。惟有沉默和沉思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值得我们用毕生精力去探寻的。在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红色楼房里，在与章彦武副秘书长的一次畅谈中，我用一颗年轻敏感的心再次触摸到了这种探寻的执著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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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9 w! R' j6 `记者：章副秘书长，您好。据我所知，您在五十年代就在《新湖南报》、《共产党员》、《湘乡报》等省、地、县报刊发表诗歌、散文、通讯、戏曲和言论了，十二岁就被评为省报模范通讯员，十四岁就当选为湘乡县文联委员。我想知道您的早慧有没有家学渊源?又是什么促使您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的?
章彦武：其实，我根本谈不上“早慧”，也没什么“家学渊源”。祖辈几代都是乡下种田人，没有一个文化人。我读小学时成绩只是中等。五十年代学校是“五分制”，我语文可以，总是四分、五分，算术(数学)就不行，总是两分、三分。那时高小一个班能考上初中的只有五、六个人，我因数学成绩差，两次考湘乡二中都没有考上，所以在58年参加工作时，手里只有高小毕业证。至于与文字结缘，完全是兴趣所致。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作品，读初小时就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两部长篇看了好几遍。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为我人生的偶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从此激起了对文学的兴趣和想当作家的欲望。但从哪里起步呢?恰巧，我当时看到省报上登了本村一位姓谢的青年农民一篇小文章，非常好奇：他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于是，我开始向省报投稿。头一年多，写了近两百篇稿子没有一个字见报。那时报社的通讯联络工作做的真好，不断给我来信和寄发《通讯员手册》，使我不仅不泄气，反而越写越有劲。第二年，一篇《章五爷嫁女》的通讯终于见报了。这一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桐油、煤油灯下苦熬，学着写各种体裁的文字，采用率也越来越高了。在县文联的一次大会上，我朗读了几首歌颂大跃进的诗，其中一首曾被资江农民报用通栏大照片配发的《上天堂》是这样写的：“想天堂呀爱天堂，请问天堂怎么上?多积肥料多打粮，踏着粮山上天堂!”与会代表热烈鼓掌，特别是得到湘乡著名农民作家刘勇的称赞，他当即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作者，希望你继续努力，为社会主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1959年，《湘乡国庆十周年展览》又为我设专栏，公开展示我少年时的一些作品。我从小受到这样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就注定我这辈子不能不与文字结缘，也就是说，丢不掉这枝笔了。

* k, Z* e4 M; \: _3 ~记者：60年代以后，您主要从事调查研究和为省、地、县党委领导起草讲话稿的工作，您是怎样从形象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的?这期间您写过数百万字的文字，但大多与您曾经喜爱的文学创作无关，您是怎样处理和对待这种矛盾的?
& W( V) f6 f2 G1 t章彦武：人生确实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对这种转折，你不可能去改变它，只能尽力去适应它。1961年我从乡里调到县里，先在《湘乡报》当编辑，没想到几个月后县报停刊，我被分配到县委办公室。那时县委办的工作太繁忙，太紧张，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尤为苦恼的是，过去我从文学创作、通讯报道的思路和角度去写东西，都比较顺手，但来到党委机关写东西却总是难产，过不了关。记得我第一次主笔为县委书记写报告，反复三次还通不过，我畏难了，厌烦了，想推给人家去写，这位书记知道后大发雷霆。亲自主持县委办的民主生活会，对我的工作态度进行严厉批评。这一整，把我整哭了，整苦了，也把我逼上路了。我开始懂得：党政机关的文字，特别是党政领导的讲话稿不同于文学作品，它更需要逻辑思维和逻辑力量，也正是这种思维和力量，使领导报告能够产生说服力、凝聚力、感召力和震撼力。为适应这种转变，我只能重新学习，靠多思、多写、多练，在实践中摸索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写作的规律。写了一段后有进步，逻辑清楚、层次分明的问题解决了，但语气呆板、文风乏味的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我又学会放点“味精”，就是适当运用一些形象而生动的典型性事例和群众性语言，使这类文体更具可读性和感染力。这样，我就从总体上领悟到，党政机关调查报告和领导讲话稿的起草，必须以逻辑思维为主导。它是这类文体的“维生素”和“强身剂”；同时，又要恰到好处地运用一点形象思维，它是这类文体的“调味料”和“兴奋剂”。事实上，凡是反响比较强烈的此类文稿，都是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写作中的巧妙结合。有次我与谭谈同志聊天，我说，党政机关的调查报告和领导讲话稿，肯定不是“纯文学”，但也不是“无文学”，它算不算“特殊文学”?谭谈同志笑了。

! u' u+ c( J: v7 T2 f记者：1978年，由您主笔撰写的《关于湘乡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调查报告》，被中共中央的中发(78)37号文件转发全党，为此《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从而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反响。请问，在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这样一篇调查报告的?据我所知，您还于同年主编了《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一书。而现在国家富强了，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党中央仍然把减轻农民负担放在首位，那么，您认为现在的减负跟过去的减负自什么不同呢?能否简要地谈谈?
( U6 f/ u& Q3 d. u章彦武：这篇调查报告的主要起草者除了我，还有湘乡的谭庆云同志。当时我在湘潭地委工作，1978年随同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带领的工作队到湘乡农村蹲点调查。调查中发现当时农村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党群、干群关系紧张，而引发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一平二调”成风，农民负担过重，群众形容是“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这个问题不解决，对当时整个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是一个致命性的威胁。地委一方面在湘乡试点，采取紧急措施开展减负工作，一方面将调查汇总的情况先以“简报”形式报送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国家农业部立即派人来湘乡实地考察，觉得非赶快向中央报告不可。于是，在农业部同志和地、县委领导的授意与指导下，我和谭庆云同志通宵达旦地干。因为第一手资料丰富，群众的生动语言甚多，写起来相当顺手，只有一天多时间就将这个近万字的调查报告一气呵成。后来，党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时加了两千多字的批语，顿时在全国上下形成了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热潮。这件事的功劳，只能归于各级党组织和湘乡的广大干部群众。我作为调查报告的起草者，只能说是曾经参与过这样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 A  b  |: [. I3 ]7 t此后20多年的情况表明，农民负担重是一大顽症，为农民“减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认为，70年代的“减负”与现在的“减负”，从实质上讲没有什么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农民的权益，保护和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当然，减负的历史条件、表现形式和工作重点是与时俱变的。70年代是处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各级各部门都可以凭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采取向生产队公开摊派和公开平调劳动力的方式来加重农民负担，超负荷地大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而现在是处在市场经济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真正出于政府行为并带有“平调”性质来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已经大大减少了，但许多部门出于自身利益，采取巧立名目乱收费的货币形式向农民转嫁负担的问题却屡禁不止，特别是乡镇一级部门人员过多，上边拨的经费不足，他们的吃饭问题，实际上是通过部门变相或隐蔽性的收费转嫁到农民头上。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逐步推行“费改税”，这是在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措施，温家宝总理还强调必须大力精简乡镇机构，开辟多种途径，解决部门人员过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抓到了当今“减负”的点子上。

记者：1988年您曾跟随由湖南调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同志赴赣工作一年，这一年的经历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主要有哪些收获?
章彦武：当时我任湖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是以致用同志随员和秘书的身份借调江西的。这一年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意味着“天赐良机”，它让我能到一种全新的环境里工作，而且能更直接地为领导服务，更直接地接受领导熏陶。这确实是人生中一次最难得的机遇。当然，我很珍惜这次机遇，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年的工作。在我离开江西时，致用同志说“你尽了力”。尽管只有这么一句话的评价，我已经是热泪盈眶、心满意足了。
这一年应当算是我的一个丰收年。主要收获，至少有这么三点：其一，从领导身上学到了许多可贵的东西。由于贴近省党政领导核心层，特别是贴近毛致用同志和吴官正同志(时任江西省长)等这样一些好领导，我亲眼目睹他们亲密合作、科学决策、凝聚人心、锐意改革、迅速开拓江西工作新局面的境况，亲身感受他们如何做官、做事、做人的才干、风范和品格。这些都对自己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其二，更加体味到调查研究的甘苦和调研成果的巨大价值。在江西，我主要是跟随致用同志搞调查研究。作为新到任的省委书记，致用同志为摸透江西的省情和民情，了解江西的优势和现状，把准江西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总是围绕决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先深入基层作细致的调查研究。这一年，我们跑遍了江西所有的地市和一半以上的县市，实地考察了众多的企业、乡镇和农户，与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所有调研成果都是经过反复琢磨、思考、商讨而形成的，这种探求有时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致用同志把这些调研成果，适时地运用到省委的集体决策和工作部署中去，先后有六个大型调查报告和重要会议讲话稿，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震动和影响。我作为这些调研过程的参与者和调研文稿的起草者，当然也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特别是“学”在其中。其三，有幸结识了诸多江西领导和“老表”朋友。尽管我从江西返回湖南已有十四年了，但至今我仍与江西一些同志保持联系和交往，每年过春节，总要收到来自江西的七、八十封贺年卡。最使我感动的是这其中包括了江西一位年过八旬的老省委书记、原中顾委委员，还有一位早已离开江西的“高官”，在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后，还连续多年亲笔给我写寄贺年卡。我想他们并不是以“老领导”和“大人物”的身份，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和我进行情感交流的。如果没有这一年的经历，我是享受不到源自江西的这种人间真情的。

8 Y7 \, }) |5 c0 y9 k; T' s记者：在市场经济风云变幻的1993年，您主动请缨出任了湖南省众立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在艰难环境中苦心经营了多年，《湖南日报》曾在1996年以《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为题发表长文介绍了您的事迹。请问当初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种选择的?您又是怎样搏击商海的?
章彦武：当时促使我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形成的改革开放新风潮、大氛围所驱使；从主观上讲，是想在年过半百之后的岁月里，再寻求一个新的环境和一种新的压力，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毅然辞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去办公司，当时在省内有点震动，但在我看来，这件事平常和平淡得很。爬过文山，再游游商海。仅仅是换换岗干干而已。
! L  k% k6 F% H我不主张把商海讲得那么可怕，所以我也不主张您用“搏击”这个词，对我入商海的这段经历，准确地讲，只能说是一种“体验”，或者说是一种“新的体验”。我把入商海比喻吃“梨子”，亲口尝过之后，一方面觉得这个“梨子”好苦，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梨子”好甜。好苦，是因为老板确实难当，特别是我这种“两手空空”、“包袱重重”的老板更难当。我领办的这个众立集团当时是省里的直属正厅级公司，别看它牌子很大，但实力空虚：在组建集团之前下属公司就欠下了几千万债务，4800万注册资金并无一分钱到位。当老板之后，几乎天天是压力、债务和官司缠身，求爷爷、拜奶奶的事更是家常便饭。恕我直言，在经济环境比较恶劣的那些年，没有几个公司老板不是吃尽苦头的，他们表面很“潇洒”，其实心里在流泪，“苦水”只往肚里吞。好甜，是因为在商海里可以自主畅游，在游泳中可以学会游泳。在长达六年的经营过程中，我始终乐观自信，笑对困难，在集团内部倡导“三个一点”：认真一点，诚信一点，开明一点。我注意到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共同的特点是开明、精明、高明。就我本身的智商素质而言，不可能做到精明和高明，但大家公认我比较开明。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开明”，使我赢得了众多子公司的信任和支持，赢得了集团内部员工与我共渡难关的信念与合力，也赢得了集思广益所形成的经济头脑。这样运行的结果，在第四年就把拖欠机关干部职工的近两千万债务全部还清，众立集团开始走上资本运营的道路，至今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有了自己比较像样的经营实体；原来归在“众立”名下的诸多子公司，经过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目前尚有10来家公司还活得可以，他们每年至少为国家缴纳几百万税利，为社会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总之，有了这段办公司、当老板的经历，我更看透了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真相，学到了许多坐在机关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甜”之所在。

: l9 t% Y4 N( y/ Y8 X) b# c5 o$ m记者：近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您还有兴致从事散文创作，其中《乡情永恒》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并收入多种选本。人们常说，人的年龄愈大、思乡之情越浓，不知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您是怎样看待这种乡情的?
章彦武：在《乡情永恒》这篇散文中，有两段话可以回答您这两个问题。首先，人的年龄愈大，思乡之情越浓，这正是我的感受。我在开头部分就有感而发：“过去，有人说‘故乡惟一’，我不理解，慢慢地、随着眼睛变花，头发变白，我终于明白这话主要是从情感上讲的。进五十那年，我反问自己：究竟知了什么天命?回首以往，觉得自从步入这大干世界、茫茫人海之中，有许多过去求之欲得并为之奋斗的东西，什么当官呀，出名呀，财富呀，等等，到头来好像并无多少价值，感情生活中不占什么份量，而真正烙入心田、难以忘却的东西，惟有故士，特别是故土上对自己有着养育之恩的父老乡亲，有着扶摇之情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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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段话可以回答您这两个问题。首先，人的年龄愈大，思乡之情越浓，这正是我的感受。我在开头部分就有感而发：“过去，有人说‘故乡惟一’，我不理解，慢慢地、随着眼睛变花，头发变白，我终于明白这话主要是从情感上讲的。进五十那年，我反问自己：究竟知了什么天命?回首以往，觉得自从步入这大干世界、茫茫人海之中，有许多过去求之欲得并为之奋斗的东西，什么当官呀，出名呀，财富呀，等等，到头来好像并无多少价值，感情生活中不占什么份量，而真正烙入心田、难以忘却的东西，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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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年关总结时,回首往日,如何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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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诗要有诗眼，好文要有文魂，文魂就是思想性。文以载道，材料是思想的载体。一份好的材料，要想出点彩，烙印深，能“打”人，就要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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