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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连柯有一句名言:“作家是用手思索的,”认为只有不断地写,才能扪触到语言。老舍先生曾对人说,他有得写,没得写,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科研人员也是这样,多写是通往真理殿堂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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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0 l' u/ K7 l' H% {: _“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写作是思维的强化训练。人的大脑 * b3 _+ x6 i {" |7 h% T
! \9 l6 Q: O$ E; T& h有自动编程的功能,但如果长期不得启用,这种功能就会退化。一些心灵启示和思想的火花往往稍纵即逝,须及时加以记载,而这些启示与火花通常又构成一篇论文、一本专著的起源。罗丹说:“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经常写作,可以培养学者的问题意识,提高对社会现象和文献资料的敏感性,从而能够在别人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发见奥妙。读而不写,只是学习过程和娱乐过程;只有开始动笔,才算进入研究状态。书到用时方恨少,一个学者,长期不在研究状态,读书再用功、再刻苦,也很难有真正的领悟和启迪,收事半功倍之效。' W+ Q% D) F9 K
% N2 e7 R& ]) {# i写作能够把一个人的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学识都调动起来,遣上笔端、派上用途,并能够激发学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苹果之父史蒂夫·乔布斯说,“因为好奇和直觉,我对很多东西着迷。”他曾在大学选修书法课,认识了Serif和Sanserif字体,学习变更不同字母组合之间的字间距,明白了活版印刷的伟大之处。他说,“在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能对我的生活有何实际的作用,但是,10年后,当我们设计出第一台Macintosh电脑时,我想起了当时学过的东西并将其运用在Mac的设计中。这是第一台能优美排印的电脑。如果我没有旁听那门课程,那么Mac永远也不会拥有各式的字体或是变间距字体。我要说的是,你不能预先串联起一点一滴,惟有你回顾过去,你才会明白那些点点滴滴是如何积少成多的。”显而易见,如果史蒂夫·乔布斯不动手设计电脑,他以前积累的知识再多,也不会派上半点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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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j2 E# w& u0 b学术研究,说到底,也是一个熟练工种。学者应养成勤写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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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j+ h3 W) N, y$ W1 ]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学者的产品主要是研究成果,当然,大学教授还负有教书育人的使命。成果主要有两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前者花费的时间相对要少,后者需要的时间往往较长。论文可以选择小些的题目,只要有所发现,就可以动笔,如《何典》主张的那样,“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在没有十分满意的题目时,完全可以写八分满意的题目;在没有找到大题目之前,不妨先写小题目。国学大师黄侃,惜墨如金,他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本文由老秘网推荐,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饮酒过度而去世,是年四十九岁,给学术界留下莫大遗憾。而鸿篇巨制,一般适合大些的题目。所谓“十年磨一剑”,就是提倡学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去经营传世之作。但多有人误解或曲解了这句话本意,将其用作劝导学人不能一鸣惊人就不要动笔的根据,真是害人不浅。不确立题目,拟出提纲,而后围绕这个题目不断搜集、整理资料,不停地动笔撰写,集腋成裘,而是毫无目的、漫无边际地光读书、不动笔,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纵是一万年,也不会磨出任何一支剑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改革开放后,社科院某研究所一研究人员卡片做了两箱,另一研究人员声称做了四箱,两人竞相比耐心,硬是不着一字,被当时不靠谱的所领导树为“十年磨一剑”的典型,但直到相继撒手人寰,依旧一事无成,“他生未卜此生休”了。如果抓住了意义空前的课题,并进入攻关状态,不消说十年,即使花更多的时间,也值。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就花费了近三十年时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仅酝酿、搜集资料就花费了十一年,从1842年开始撰写提要到1859年出版,又经历了十七年。文学创作方面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倾毕生精力写出不朽巨著《红楼梦》;德国诗人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先后写了六十年,直到他八十一岁的晚年才全部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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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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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个学者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著述是学者美德和才干的最好证明,也是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下最重要的标准。学者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我不赞同“述而不作”,除非自己口述,由别人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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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与量的关系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陈景润一篇“1+2”的推导,爱因斯坦的两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都能够奠定他们在科学史中的地位。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量虽然不是成为大家名家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好多大师级的学者,如马克思、韦伯、汤因比、熊彼特、哈贝马斯,无不著作等身。或许有人会说,当年科斯就靠两篇有关产权的文章石破天惊,足以雄视百代。但这毕竟是个特例,而且,我们还得承认,经济学离自然科学较近。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一级研究员仅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三位。何其芳是所长,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师。钱锺书当时仅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就定一级研究员。这件事,通常又被拿来作为成果不在数量而在质量的证据。其实,我想,当时的文学所中人,几乎没有谁不知道写作就是钱锺书的精神生命。改革开放伊始,钱先生出版煌煌140万言的《管锥编》,就是一个证明。假若只有《谈艺录》而没有《管锥编》,钱先生的学术地位无疑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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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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