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干空心材料的政绩水分

　　纠治“注水材料”，挤干 “政绩水分”，也是这一轮查找和整改“四风”突出问题的重要任务

　　　无论是写领导讲话还是整理文件报告，必须让文章合辙押韵、对仗华丽；到哪里都有专门负责写材料的人，连科级单位都设了“办公厅”；三五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硬拉到两三千字，大谈特谈领导如何重视……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文牍主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严重，“空心笔杆子”问题应当引起警惕。

　　应该看到，重视写材料、重视“笔杆子”，不仅是行政流程的必需、推动工作的必要，很多时候也体现出党重视理论工作、文宣工作的优良传统。但不是任何材料和“笔杆子”都值得推崇，沾染上不严不实作风的材料，沾染上形式主义习气的“笔杆子”，不仅影响实际工作，还会在人民群众眼里造成“语言不廉洁”“风气污染”。正因此，提倡务实文风、力戒空话套话、反对文牍主义、重视调查研究，向来为我们党所重视。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的要求，自上而下、涤荡全党，形成了一种改文风、转作风的鲜明导向和强大声势。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在中央领导集体的率先垂范、大力推动下，各级各地各部门积极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呈现许多新气象、新成效。但中央三令五申，整改层层发力，为何“空心笔杆子”人人喊打却依然大行其道？

　　从表层看，整改不力是重要原因；从深层看，附着在各类材料上的“回报”，构成了材料注水、材料造假的内在诱因。在不少人那里，写材料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写材料本身就变成了工作。比如，工作落实中，“实干不行，材料来补”“‘兵马’未动，‘材料’先行”，用总结材料包装工作实绩，是很多干部雷打不动的观念、很多部门屡试不爽的招数。而到了干部考核时，善编能吹的“笔杆子”被不断提拔，那些真正冲在一线的实干者却被忽视和冷落，进一步刺激了一些人“材料出官”的念头。

　　用材料“说话”、拿材料“邀功”的问题，照见弄虚作假的错误政绩观，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邪气，这也充分说明，改作风一刻都不能懈怠，好文风永远在路上。深入来看，“空心笔杆子”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惯于运用“政治正确”的幌子遮蔽基层真问题，善于运用大话套话空话掩盖工作不作为，正是这一轮“四风”新表现的突出典型。“笔杆子”空心化，实际上是工作空心化。因此，认真梳理和纠治“注水材料”，挤干文字游戏里的“政绩水分”，是这一轮查找和整改“四风”突出问题的重要任务。

　　前不久，有记者调查发现，中西部一个乡迎接扶贫检查团，仅表格、材料等的打印费就花了10多万元。扶贫检查为什么这么“纸来纸去”？就是因为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要挤干“材料政绩”的水分，应注重体制机制改革的托底。从技术层面讲，落实成效、数据真实性等关键信息，应作硬性要求，应有追责选项。从激励层面讲，用好考核指挥棒，奖优评先、选任干部，实干者先，不给不严不实、作风漂浮的“材料干部”留机会。从环境氛围讲，需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作风建设始终，形成有效抑制不良文风作风的制度约束、组织压力和社会监督。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唯实精神和实干作风的时代。是“虚”字当头还是“实”字挂帅，最终将关系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作为。摆脱“文牍主义”的窠臼，跳脱“材料政绩”的束缚，坚持以实绩为导向抓工作、促落实，才能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换来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 人民日报 》（ 2018年01月08日 05 版）

　　有些部门把责任状当成了“万能药方”,以为只要责任状一签,什么工作都能落实到位,却没有考虑基层到底有没有能力和办法去落实
　　近日,记者采写的《“一年签了33份责任状”——透视部分基层泛滥的责任状》引发基层干部强烈共鸣和广泛热议。不少人评论说,基层责任状泛滥成灾,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早就应该好好治治了。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源于记者和湘西一位镇长的交流。在一次采访中,这位镇长向记者“吐槽”,现在基层责任状“满天飞”,上面不管安排部署什么工作,都让乡镇签个责任状,似乎不签责任状,就没法干工作了。他认真算了下,仅2016年,他所在的乡镇就签了33份责任状。但实际上,很多责任状签了以后,基本上也就丢一边去了。
　　听到这个情况反映以后,记者在日常采访中就多了个心眼儿。此后,每次到乡镇采访,记者都会问问当地干部关于责任状的问题。没想到,乡镇干部对责任状过多过滥几乎集体“声讨”。他们普遍反映,签责任状签得心里都有些麻木了。至于签过的每份责任状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他们心里其实也很没底,“反正只要不出事就行了”。
　　客观来说,责任状本身并无问题。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上下级就某项工作签订责任状,上级将工作任务布置给下级,下级承诺全力完成工作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责任分解、压力传导的目的。这相当于,下级给上级立了“军令状”,上级给下级上了“紧箍咒”。由此来看,上下级签订责任状的初衷是好的,如果运用得好,效果应该也不错。
　　那为什么现在一讲起责任状,就会引得基层怨声载道、叫苦不迭?不少乡镇干部大倒苦水,讲出了他们心中的苦闷和无奈。现在最大问题是责任状“满天飞”,让基层工作人员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干工作“眉毛胡子一把抓”,疲于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考核以及材料报送工作。有些上级部门把责任状当成了“万能药方”,以为只要责任状一签,什么工作都能落实到位,却没有考虑基层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落实责任。
　　不少基层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上级部门热衷与下级签订责任状,实际上是一种“甩包袱”的官僚作风,习惯了当“甩手掌柜”。这种路径依赖背后的逻辑是,工作我已经布置下去了,责任目标我也已经分解了。至于能不能落实责任,或者采取什么方式完成任务,那是你的事情,我管不着。如果不出事,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要是出事了,对不起,我就拿你是问。最终结果是,基层为了完成任务,不惜浮夸虚报、弄虚作假。
　　在与一些乡镇干部交流时,记者明显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一位山区镇长对记者说,乡镇权力、财力、人力都极为有限,有时开展工作真的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举例来说,要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乡镇没有交警没有执法权,老百姓超载、三轮车载客,劝导难以起作用。拆违控违,需要协调方方面面关系。在要求限期限量完成的情况下,如果不“踩红线”,不打擦边球,怎么可能完成任务?
　　如果不管部署什么工作,都让基层签个责任状,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主义。责任状泛滥,本质是一些上级以行政权力压制下级,根源在于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不科学,暴露出的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基层干部甚至说,一个地方责任状的多少,往往是当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存量的直接反映。这种简单粗暴的管理考核机制早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尽快改革。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处在政权体系的最末梢,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基层的责任主体。落实好从中央到省市县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乡镇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味将责任“包袱”压在乡镇干部身上,却无助于落实责任,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要给乡镇干部松绑减负,当务之急是去一去责任状的“库存”,挤一挤这种落后行政手段的“水分”。另外,还要在责任分担、上下联动、科学考核方面,再多想想办法,千万别再动不动就以责任状落实责任了。刘良恒

2017年01月17日09:31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防汛抗旱、村道管养、烟叶生产、劳动力转移、果树病虫害防治……半月谈记者在湖南部分地区采访了解到，一些乡镇每年要与上级党委政府签订二三十份责任状。（12月29日来源：半月谈《一年签了33份责任状：乡镇干部尴尬事》）

上级千根线，基层一针穿。处在最基层的乡镇，对上面临数十个部门，对下直接服务群众，工作任务繁杂，工作内容具体，是客观存在的现状。每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希望主管的工作在乡镇得到重视，能够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立下“军令状”，签订“责任书”，便成为常见的手段。由此细算，乡镇党政，或者乡镇干部，一年签订几十份责任书便不足不奇。然而，但凭一纸责任书，就真能将落实责任？

签订责任书，初衷毋庸置疑，是为推动工作，促进政策更好落地。但有的部门为应付检查，不管事大事小，不分轻重缓急，以责任书方式，把责任分解给乡镇。乡镇干部能否一一贯彻，把每样责任落实到位？面对林林总总的责任书，加之人手、精力不足，乡镇干部容易产生习惯性麻痹。一般工作的责任书象征性签订，签订完后束之高阁，使得责任书沦为一纸空文，毫无约束力，更产生不了行动上的落实。

责任书明确责任，该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质量，并不能代替实际完成。因此，上级部门分解任务，推进工作，不能简单地以责任书代替落实。要从根本上着手，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开展行之有效的部署，推动工作落地有声。对责任书明确的责任内容，要适时进行督促，及时掌握动态，跟进任务进展。落实进展慢的，要推一把劲，助一臂力。不能签订责任书便万事大吉，坐等年终结出大瓜。

乡镇干部要增强责任意识，责任书就是上级命令，就是工作方向，不能视为形式，只签不做，只说不干。对标责任，结合当地实地，做好统筹安排，把责任细分，目标明确，制定周密的落实举措。以务实的作风，扎实的行动，把政策化为推动发展，造福民生的源泉，进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让群众享受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切忌躺在责任书旁睡大觉，扛着任务不知所事，而贻误党给群众的政策红利。

牢记“三严三实”，各级干部要负起责任，时刻将责任记在心头，落实在行动上，以严实的态度，尽好干部之责。

        近些年,有种另类的“做好事”:一些社区干部为辖区居民办好事情后,会暗示居民往单位送锦旗、写感谢信,或指引其给媒体爆料“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媒体收到居民爆料措辞雷同的情况。(据《人民日报》)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处在一线的基层干部来说,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担起该担的责任,既是职责所系和分内之事,也是“义”之所在,本不应考虑能否为自己带来多少利益,也不应追求虚名回报。
　　不可否认,民众对干部的工作若是满意,会真心实意地写感谢信和送锦旗。而通过暗示送锦旗、写感谢信等方式进行“荣誉索贿”,则是贪慕虚荣的表现,是把为民服务的职责当成了“人情往来”,让人看到了形式主义的影子,是值得警惕的“四风”变种。
　　“荣誉索贿”也反映出在某些基层党员干部身上依然存在狭隘甚至低层次的政绩观。基层工作细碎烦琐,每天处理的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既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可建,也没有什么宽阔马路可修。到年终总结时,拿什么来讲述一年来的辛苦忙碌呢?在一些基层干部看来,如果能从民众那里索来感谢信和锦旗,就是一种值得说道的“政绩”,是年终总结时“闪光点”。但这种暗示来的虚假“政绩”,极易让民众心生厌烦,影响干部整体形象。
　　“荣誉索贿”扭曲了党员干部本应追求的宗旨意识,是亟须打扫的思想灰尘,其危害不容小觑。“荣誉索贿”也不禁令人想到一些贪官收受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的“雅贿”行为。“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追求虚名的人,必定会有骄奢的举动。虽说锦旗和感谢信没有古玩字画那么金贵,也难以转换为财物,但仍埋藏着侵蚀干部作风的风险点,与“雅贿”别无二致,也是一种不廉洁。
　　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大背景下,在考核和评价基层干部时,除了要严防吃拿卡要式的“索利”外,也要把治理“图名”提上日程。要对感谢信和锦旗的“含金量”多一个心眼,多通过明察暗访等形式向民众求证。更关键的是,基层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经常自省修身,决不能因贪图脸面上的“贴金”,而忘掉为民服务之责。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为了缅怀谷文昌,“先祭谷公,再祭祖宗”,成为东山县百姓多年的习俗。可见,党员干部若踏踏实实履行职责、为民服务,不会没有回报,但这种回报是来自百姓和组织的真心认可。而靠“荣誉索贿”得来的认可,终究是纸糊的房子,经不起风雨吹打。广大党员干部当有这种意识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