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在基层党员干部中充分显现,“四风”问题显著减少、不廉洁问题大为收敛,党风政风明显改善,政治生态根本好转,党员群众拍手称赞、衷心拥护。但是当前在基层党员干部队伍中,部分问题树倒根存和一些问题又沉渣泛起,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在今后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着力解决。 一、变异“四风”有所反弹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年节送礼、大操大办等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已经大幅度减少,但是以拉拢感情、建立平台、共享资源为目的的私下请吃吃请再度泛起,高档烟酒消费又渐渐突出,而且宴请的场所日益隐蔽化、内部化,尤其以到权力机关(比如公安、法院、检察院)、国有企业的内部食堂、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私人场所以及小型会所、农家饭店等较为普遍。 主要领导干部的私车公养问题较为突出,虽然主要乘坐自己甚至是司机购置的汽车,但是日常出行依然由专职司机开车且油钱、过路费等开支大部分由财政经费负担。“普惠式”、公开化的年节送礼近乎绝迹,但是针对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上级单位领导的这一行为依然较为普遍。有些领导干部的办公室虽然表面上进行了改造、符合标准,但是“狡兔三窟”的问题依然存在。另外,基层的文山会海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特别是在县乡两级层面几乎天天有会、个个开会,抓落实、搞调研的精力与时间被挤占殆尽。 二、不廉洁问题聚集“两端” 反对不廉洁总体上取得压倒性胜利,特别是伴随着震慑效应越来越强、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大面积的、系统性、团伙式的不廉洁已经近乎绝迹,一般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大为收缩,但是不廉洁问题有向最基层干部和最主要干部聚拢的倾向。 一方面,村两委干部、直接办事人员以及教育行业、医疗卫生行业等的“小官小贪”乃至“小官大贪”依旧较为突出。而且在领导干部有所收敛之后,一线工作人员有了更大的权限,有了利用权力寻租的空间。 另一方面,主要领导的不廉洁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地方或单位的副职由于权力的压缩以及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已经不再成为外界围猎的重点。但是握有实权的主要领导和地方、单位的“一把手”依然是“围猎”的重点,且由于部分领导已有利益输送的把柄被人掌控,所以欲罢不能。特别是土地管理、招投标领域、工程建设领域、资源能源领域、审批执法领域、民政、社保、环保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不廉洁问题和不正之风依然较为猖獗。 三、干部懒政怠政问题严重 总体上看,地方党政一把手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压力较大,工作积极性也较高,但是中层干部的“二传手”作用发挥明显不够,科局长、乡镇干部工作主动性不强,一般干部等待观望思想浓厚,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非常显著。 四、干部队伍能力短板较为突出 一是政治能力不强。忙于事务工作轻视理论学习,缺乏基本的政治理论修养,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思想、重大论断缺乏基本认知,不懂得从政治高度看待问题,政治敏锐性、政治辨别力较低,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必要性、基本要求不甚了了。甚至部分县委书记的政治能力都较为低下,完全不懂政治、不关心政治。 二是工作能力滞后。很多干部主要靠老经验、老习惯干工作,不具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对工作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贯彻党领导一切的能力不足,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不足,做农村工作、群众工作的能力不足,不善于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五、党内政治生活不够规范正常 规范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但是目前在基层党内政治生活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两面人”问题较为严重。一些党员干部在公开场合时刻把人民挂在嘴上、把中央挂在嘴上,但是在内心世界、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把人民和党中央放在应有位置,既没有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也没有做到“坚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二是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既表现为“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落实的不够好;又表现为副职不愿意负责、担责,面对复杂问题不愿意抛头露面,出工不出力。 三是领导干部执行组织生活制度不够规范。党委(党组)中心组织学习大多流于形式,仅仅是简单传达传阅、读读报纸文件。批评与自我批评依然是做做样子,不想批评、不敢批评、不能批评、自我批评轻描淡写的状况没有实现彻底改观。 六、干部选用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干部选用机制进一步完善,审核审查更加严肃严格,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几乎绝迹,带病提拔问题得到有效遏制,选人用人风气得到有效匡正。但是从基层实际情况来看,干部选用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关系人情因素在选人用人中的作用突显。基层干部们普遍反映,“以前重钱、现在重情”,买官卖官虽然不复存在了,但是以前就形成的人情关系却更能发挥出重要作用。部分领导干部也随着形势的变化改变了思路,由“敛财”转变为“育人”,不再看重金钱输送而日益注重培养身边人、有特定关系的人以及在十八大之前就已经“铺好路”的人。 二是选人用人上的“二八效应”有加剧态势。总体上看,部门化倾向和空降问题较为突出。各级党委、政府的“两办”、组织部门、纪检部门、青年团以及秘书群体是“出干部”较为密集的领域,而一些边缘部门的干部流动、提拔则甚为困难。基层干部、一线干部晋升非常困难,一些“老乡镇”十多年摸爬滚打终其一生也就是副科到头,能上正科几乎属于“黑天鹅”事件,而机关干部空降下来就担任乡镇长职务。 三是基层干部短缺问题较为严重。干部队伍分布呈现“倒金字塔”,基层一线特别是在乡镇一级工作最为繁忙、任务最为艰巨,但是干部老龄化较为严重,中青年干部短缺的现象较为普遍。笔者走访过的十余个乡镇,拥有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只有三分之一。在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学历的乡镇干部更为缺乏。 四是部分干部提拔晋升的意愿不强。有些干部认为现在当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风险太大、责任太大而“收益”太小,所以奉行“吃菜吃素、当官当副”,不想去要害部门、主要岗位;有些干部对能否通过严格的审查审核和公示心存担忧,害怕在审查审核和公示过程中暴露问题、引发矛盾;还有部分干部则认为现在约束太多、管理太严,“做官不自在,无官一身轻”。 五是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随着“唯票”“唯分”等弊端的消除,主要领导在干部选用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有以“五人小组”取代常委会的倾向,导致在干部选用的各个环节主要领导的意志都起决定性作用。 (摘自《组工文萃》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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