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作惠：执着平凡写春秋

秘书工作，总的来说是普通而平凡的。但我觉得，要做好这项工作，普通之中却需要一份坚忍，平凡之中也需要一种执着，尤其是需要一股人们所说的“三平精神”：即平凡之中的执着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情、平常之中的强烈责任感。作为一名基层老秘书，我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开始接触并一直从事这项工作，期间基本没有间断过，可以说与文字打了半辈子交道，如今已经近三十个春秋了。抚今追昔，许多往事仍令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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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0 }8 r1 `% t初为“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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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 D2 K( E; I' U/ L6 k我是1980年以“内招”形式参加工作的。当时我父亲在一个小镇的供销社工作。按理说，我本来也是应和其他同批招工的人一样，到基层供销社或村级购销站去当营业员或仓管员什么的，可正是因为自己能写会画，一手字也还不错，所以父亲临时叫我准备的一大叠书画习作和一份用工整行楷体写就的“自传”等证明材料居然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报到那天，主管部门的领导在看了我的书文字画后，赞扬之余当即叫来人事干部拍板同意让我留在县供销社机关搞文书工作。从此，我便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文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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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9 t& v5 G, V1 M当时，供销社算是重要部门，点多、面广、腿长，机构人员队伍庞大不说，文事、会事等任务也很繁重。我干得最多的就是誊抄校核文稿、刻制蜡纸图表、整理文书档案、刷写标语口号等等，虽然都是办公室文秘的一些“初级”工作，但做起来也必须严谨细致，丝毫马虎不得，时常还需要加班加点。比如一篇长达四五十页稿纸的总结或汇报材料誊抄下来，基本要花上一天两夜的时间，用去好几本稿纸、十几张复写纸和两三支圆珠笔，而且基本上不能有涂改痕迹，因为都是要送去让领导审阅或交到打字室去打印的。当时由于打印技术装备的落后，老式铅字打印机根本没法打印出数字图表，而供销部门的各类财务统计数字报表又特别多，所以它们基本上都是由我用蜡纸或油印绵纸垫在钢板上，再用铁笔加上尺子画出图表，然后一笔一划把有关文字数据工工整整地刻写出来的。这些工作通常都不能出现一个错别字，否则就会前功尽弃，而且造成浪费，因此说要做到一丝不苟也并不为过。校核文稿工作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一般都要一个人读一个人校，并且至少要校上两遍，否则就容易出错。记得有一次我因连续几天加班刻写年度报表，人有点劳累，结果校对时没有校出刻错了的两个数据，事后被财会科的同志发现了。可这时报表已经寄出汇总。为了弥补过失，我不得不再连夜加班刻制过，同时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搭班车把订正后的报表送到几百公里外的主管部门去，直到把校后的报表交给负责汇总的同志，确认数字无误了，才又连忙赶回来。仅仅为了更正两个数字，就害得自己整整在路上颠簸了一天，还挨了领导的批评。从此我无论是刻写还是校对，再也不敢怠慢。至于刷写标语口号、设计专栏墙报、整理文书档案、布置会场会标等事，也都是“慢工出细活”的事，不能出现一点点的纰漏。

0 `+ X6 u, C$ H: X5 i/ O" E我还经常跟随单位领导和办公室的老前辈下乡搞调查研究和协助基层企业举办各种会议会务准备工作。应该说这些初期的文书经历，都为我后来从事办公室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使我养成为文办事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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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修“社志”

; \) Q7 t$ N- x' j8 F5 w0 T- K修志是一件十分辛苦甚至艰难的工作，难就难在古今资料浩如烟海，进志书的所有资料都必须逐一进行考证，确保真实可靠；难就难在许多资料残缺不全或流失佚散，收集整理起来非常困难；难就难在要形成体系门类，不能缺项，不能割裂与孤立，不能失去整体性；难就难在既要体现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又要合乎规范和体例。因此要从大量原始资料中收集整理和提炼出有意义和价值的素材，并按特定的编纂纲目和格式体例形成一部内容翔实、完整的志体史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参加工作以来，我曾两次参与过当地县志（供销社志部分）的编纂工作。说起来，这两次普通的修志工作，在我的人生中还有着比较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一次是在我正式步入办公室的门槛之前，一次则是在我正式迈出办公室门槛之后。   

/ D' ~/ P1 B$ ?7 @2 Y: D1985年8月，我们县着手组织开展建国后首轮县志修编工作，供销社作为农资经营的“主渠道”和城乡物质供应的重要职能部门，理所当然地被列为专业志编写的重要组成单位。当时负责主笔社志起草工作的是我们县供销社机关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他是一名“老供销”，也是名远近闻名的“笔杆子”，建社初期就参加工作了，曾在县委和地级机关报社当过记者和编辑。当时由于我有点文字工作基础，不仅能书善画，而且一手字也写得挺不错，所以被领导指定到办公室去协助他开展这项工作，帮助他做些查找档案资料、催收社情史料、摘编重要文件、补写机关大事记、誊抄校核文稿及跑跑腿打打杂什么的。记得在前期调研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为了查询资料和写作方便，我们俩还特地搬到单位的档案室里去，把自己关在霉变和樟脑丸气味都很重的档案室里潜心写作，他每写完一个章节时，就由我用方格稿纸套上复写纸抄正送给有关领导审阅，然后针对他们的修改意见作补充修改，再由我送到隔壁的打字室去打印，打印再由我校对，如此反复。有时为了查实和补充部分资料，我们还经常要到各基层企业甚至偏远的购销站点去开展现场调查研究、了解第一手资料。社志编写工作原按计划要求是从1949年编写到1986年的，后为完整起见，又延续到了1988年，使写作时限达到40年整。我和老主任也就躲在档案室苦干了近四年，数易其稿，终于将它们编写出来了。正像机关日常所有数据报表都由由我负责用蜡纸刻写成的一样，社志中所附的近100幅数字图表（包括各个年代的印模图样等）也全是由我用手工方式一幅幅精心刻制出来的，就连铅印打字机打不出来的字，也是由我用仿宋体工工整整手写上去的。至今我还为自己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有机会接触这项工作而庆幸，因为在随老主任编写社志的四年间，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掌握史志和实用文体写作技能方面，使我大获裨益，同时也使我明白了收集应用资料、提炼素材观点、拟列写作提纲、分类排列检索、修改补充完善及反复认真校核等对于文秘工作的至关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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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时隔23年之后，我们县又着手开展第二轮县志的编修工作。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次参与编写的是续志工作，也就是将原来的社志从1989年续写到2005年，上下限共17年。这时我由于工作调整，已离开当地政府办公室。而此时由于人事变迁，县供销社机关及系统原来的许多老同志均已纷纷退休或作古，尤其是原来主编第一部社志的老主任也不幸因病去世，整个系统内再也找不出一个能修志或修过志的人来。这时他们听说我已经从秘书岗位上“退役”，便几次三番地找上门来动员我帮一回忙，一者是盛情难却，二者是自己是从供销社走出来的，再说自己不仅参与过首轮社志编写，而且曾在供销系统工作了整整17个年头，所以如果推托此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经两家单位协商，我便以“暂借”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二次修志工作。由于有了第一次修志的经历，外加自己对供销社工作又十分熟悉，同时供销社又历来有重视文书档案管理的传统，而自己此时也已熟练掌握了电脑操作等技能，所以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社志很快就续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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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7 \2 [* j- j1 A1 u' u社志提交后不久，县志办公室的领导和主撰县志的几位老同志便相继打电话来要和我“面谈”。原来他们看到我所续写的供销社志后，大为惊异，一致认为我写的社志是上百个所提交的部门专业志中写得最专业、到位，同时最符合志体写作规范和要求的。于是他们经四处打听找到了我，动员我以借调方式到县志办去协助开展县志编撰工作。我也有此意。但后来由于种种等原因，终于未能成行。至今县志办的同志遇到我，还在感叹“殊为可惜”。

三次“结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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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三十年办公室文秘生涯中，我曾有过多次获得“转岗”、“跳槽”和被“提拔”、受“重用”的机会，但也不知道是自己天生与办公室工作有缘，还是自己与办公室的确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机会，而又赶上工作需要或领导出面挽留等原因时，我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继续从事办公室工作。这种机会我曾遇到有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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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1990年。当时我正从省城某所专科干部学校毕业。此前因为自己在编写社志工作中表现优秀，领导特别推荐让我脱产外出学习了两年财会专业。回到单位报到时，原以为自己要被安排到财会科去的，想不到人事科的同志告知我仍然要回到办公室去继续从事文秘工作。因为此时我们办公室的老主任和原主编社志的副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结果我学了两年的财会专业，一天的会计帐也没记，就又回到办公室写材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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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2007年香港回归之际。此时我已参加工作17年，连续从事办公室岗位工作也已15个年头了。当时县直企业中有好几个专业公司由于受市场冲击和管理混乱等原因，经营极不景气，领导便有意让我到企业去挂职，以“扭转颓势”，挂职的话都已经谈过两次了，我也在思想上做好了到企业去锻炼一段时间的准备，可正在这时，当地政府办的两名领导却找上门来了，说是政府办原从事综合文字秘书奉调市政府办，综合文字岗位出现了空缺，到各乡镇、县直部门特色了快两个月了，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想来想去，还是认为我比较合适。结果一纸调令，使我再度与办公室工作结缘，而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秘书。

第三次是2002年4月左右。当时由于县政府领导班子变动，原来的老县长上调到市里，新任代县长是原市政府办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算是自己的老上级和老相识了。这时我已经从事文秘工作整整20年，在政府办从事综合文字和兼任分管财税等工作领域副助长的秘书工作也已经有五个年头了，此前把我调进办公室来当秘书的主任、副主任及部分秘书都已纷纷调离了办公室，我成了真正的“老秘书”。因此在起草完新任县长在人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后，我便利用一次办文的机会去“面见”新县长，向他表白了自己也想脱离办公室岗位的意愿。县长当然很理解我的心情，但他毕竟是老办公室出身的，很懂得“三留人”的办法，只是笑咪咪地让我坐下，递给我一枝烟，态度诚恳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你的情况我十分清楚。你是一个兢兢业业、勤勤勉勉的人。这谁都清楚。可问题是，你离开政府办后谁来挑文字工作的‘大梁’？年轻的秘书能顶上来吗？再说，总不能我这老办公室主任前脚一来当县长，你这个‘老综合’后脚就跑掉扔下我不管吧？”就这样，新任县长的一句话，又把我牢牢地“拴”在了秘书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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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被“抽调”

- I; m2 z7 x' a. V) @: P" E- `由于拥有写作、绘画、书法等方面的特长，我经常被需要的工作单位或领域所“抽调”，充当过多次文字工作的“临时工”和“救火队员”。

" O/ U: N: G7 p4 I2 H. t最早被抽调是1982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由于电脑在我们山区还是个未知之物，所有人口普查的表格什么的都必须依靠手工录写，然后邮寄上报。被抽调去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除了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和拥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等条件外，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字书写特长。记得当时被抽调的大部分也都是各单位办公室的文秘“骨干”。我因刚好具备上述条件，所以理所当然地也被抽调去。而且由于自己的字确实写得不错，在当年7月1日全部普查数字统一登记完毕后，我还被留在“人口普查办”工作了大半年，专门负责人口普查表格誊抄和各种封面书写工作。由于表现优秀，人口普查结束后，还受到全县“优秀工作者”和“人口普查先进个人”等表彰。

第二年，紧接着是全县发起文书档案立卷整理工作，条件要求当然与人口普查工作相同，而且还加上要有档案管理工作相关经验。我又成为最合适的人选。记得那年我被安排到一个贫困乡约近10个村的档案整理工作，其中有几个还是闻名的老区村，早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就是有名的根据地，但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十分滞后，不仅生产生活条件差，而且文书档案工作也十分薄弱。我们几乎是一个村一个村地驻扎，从召开座谈会、“翻箱倒柜”开始，一份一份文件材料地帮他们整理、粘贴、补充、装订，形成一卷卷完整规范的文书档案。由于我能书写，所有卷宗上的字几乎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立卷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年，当时在我们这个组担组长的是一个老秘书工作者，时任县档案馆的副馆长，他十分赏识我的毛笔字和办事认真负责的态度，一度和我单位领导商量要把我调到档案馆去工作，惜乎当时由于全区供销系统应上级要求正着手开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而每个县又要抽调一个有文字工作基础的人去参与这项工作，所以在我捧了一本“档案工作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回到原单位不久，就被市供销社抽去搞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去了。记得当时试点经验总结材料的初稿还是由我执笔的，包括试点期间所有宣传标语、专栏等书写工作，也均是由我独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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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 D% ?, k* O# R% }# ]) T此后，在各个时期，每逢县里有重大工作任务，只要与“文”字沾边的，也基本都有我的份。而且每被“抽调”一次，总有若干熟悉我的单位领导想把我“挖”去当他们的秘书。当然，原单位的领导是不肯轻易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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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载“骨干”

1990年起，由于我所在单位办公室的正副主任相继退休，办公室除了文书打字、档案管理和后勤人员外，能写的就剩下我“光杆司令”一个了。我开始独立挑起办公室工作的“大梁”，可以说是既当办公室主任又当文秘“骨干”，既负责本机关“三办”工作，又负责指导全县系统办公室的业务指导工作，诚所谓是“对上对下全面负责，对内对外全面协调，大事小事全面关心；既要务实又要务虚，既要动手又要动脑，既要瞻前又要顾后。”那几年，忙得我真是焦头烂额。但诚所谓有付出才有回报。由于我的表现很有几分“爱社如家”的味道，所以把办公室各项工作也搞得比较出色。比如由于注重信息简报和通讯报道的撰写，使得本县系统的工作不仅在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中占有位次，而且在省市供销系统内都出了名，经常引得兄弟单位前来参观学习、观摩取经及召开各种各样的现场交流会和经验介绍会等等。记得由于信息报道等工作年年获得全市先进，在一次全区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上，我还被指定作了如何做好文秘工作的专题经验介绍，我把自己做好办公室及其文秘工作的经验归结为“把握六个字，围绕三个勤”。六个字即“上”字（掌握上情）、“下”字（熟悉下情）、“前”字（主动超前）、“后”字（幕后服务）、“内”字（内强素质）、“外”字（外树形象），三个勤即勤学、勤思、勤快。此“六字三勤”观点，颇得与会者的赞赏，还被刊发在有关信息专刊上，供系统内办公室同志借鉴参考。

八年的“骨干”生活，我真是写遍了全系统可写、要写和能写的各种文字材料，并且每年都能捧回一叠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等等多种荣誉证书，所在单位办公室获得的各项“先进”奖状、奖旗和奖牌等也挂了半堵墙。特别是文书档案工作曾连续五年获得了全省系统的“优秀档案室”的称号，省供销社领导还亲自带队下来参观过。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勤写各种新闻和通讯报道等文章，每年都保持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稿件达百余篇以上，被誉为当地供销系统的“一枝笔”，同时还被《中华合作时报》、《福建供销合作经济》、《福建富民报》等多家报刊杂志聘为常年特约记者、作者和通讯员等。

十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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