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区域化党建的三个误区

“突破”而非“延伸”

    深化区域化党建，首先需要澄清区域化党建与单位制党建之间的关系。当前，一些观点强调区域化党建是单位制党建的延伸，其主要作用在于弥补后单位时代单位制党建无法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的缺陷。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的深刻转型，直接导致原来被单位所分割的社会空间发生了“溢出”，产生了新的社会空间，出现了大量规模小、流动快、分布散、变化大的“两新”组织以及流动性显著增强的“社会人”。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形态下，单纯依靠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无法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的全覆盖，从而需要发展作为单位制党建延伸形式的区域化党建模式，或者说需要把单位制党建的模式从具体的“单位”拓展到空间的“区域”。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传统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性模式与新型社会结构的内在契合程度的下降，从而强调开拓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区域化党建模式；但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传统单位制党建的行政化运作逻辑与新型社会要求之间的显性冲突。显然，在社会转型所催生的新型社会空间中，党组织传统的命令或动员式的行政化运作逻辑可能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为此，区域化党建不能视为传统单位制党建从“单位”到“区域”的简单延伸，而必须视其为对传统单位制党建的一种整体性的突破。这样一种突破，不仅体现在突破了传统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性模式，而强调将自身生长和活动的主要空间从封闭性的“单位”转向到开放性的地域形态或行业、产业形态的“区域”；而且更为实质地体现在突破了传统单位制党建的行政化逻辑，而强调沟通协商、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等社会化的运作逻辑。

    “融入”而非“介入”

    从区域化党建的实践以及已有的理论探索来看，当前区域化党建重点聚焦于党组织无所不在、全方位渗透的“区域性介入”上，主要表现为大力推进“组织覆盖”、“网络链接”、“资源共享”等区域性的组织形态的建构。区域性组织形态的建构，无疑可以为区域化党建提供组织载体，同时也体现了区域化党建初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区域性组织形态的建构绝不等同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组织对于政治忠诚和社会支持的成功获取，也绝不等同于党组织对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成功提升。单纯的以实现党组织在“区域”社会中镶嵌为目标的“区域性介入”，事实上依然是“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单位制党建的思维，只不过是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新生社会空间而已。为此，单纯的以“区域性介入”为标志的区域化党建，犹如“新瓶装旧酒”，必然会降低区域化党建的功能价值。正是基于此，区域化党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区域性介入”，而其实质在于“区域性融入”。所谓“区域性融入”，不仅强调区域性党组织形态的建构，更强调党组织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格局的建构。理论与经验都已表明，政党的根基在于社会，只有真正融入社会才能持续性地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能量。所以，衡量区域化党建效果的核心标准，不在于区域性组织形态的建构是否完善，而在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进了“区域”社会，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区域”内民众的信赖、支持与认可。“区域性融入”，要求在基层党建的格局上必须改变传统自上而下的党组织内部以及党领导社会的行政命令或动员型体制，赋予基层党组织相对的自治性，建构起党组织内部民主而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并为基层优秀党员提供公平和富有激励的上升渠道，由此解决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融入社会动力不足的问题，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夯实党的社会基础。

    “凝聚”而非“控制”

    当前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认为区域化党建具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整合社会的重要功能。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转轨退出，同质同构的“单位制度”日渐衰微，原来被单位所分割的社会空间逐步发生“溢出”，整个社会逐渐呈现出了一种“碎片化”的形态。这样一种“碎片化”的社会形态，不仅扩大了社会风险的来源，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从而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转型风险。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对社会的重新整合，对于消减社会转型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在当代中国，能把社会重新整合起来的核心力量必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区域化党建就是执政党试图重新整合社会的重要实践探索。然而，在此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那就是区域化党建究竟需要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重新整合，是依靠基于合法性认同的“凝聚”力量，还是依靠基于强制性安排的“控制”力量？显然，传统单位制党建对于化解从晚清时期开始的整个中国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相结合的“总体性危机”，实现建国后社会的重新整合，依靠的是“单位社会”强制性安排的控制力量。这样一种控制性的社会整合，为建国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组织化的社会基础，但毕竟具有明显的刚性和僵化的特征，它不能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生成一种持续提供创造力的社会机制。为此，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演绎以及现代化建设内在需求的展开，这样一种社会整合模式在中国注定只能起到过渡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区域化党建对于社会的重新整合，显然不能再重返传统的控制性社会整合模式，而是需要建构一种与新时期相契合的新型社会整合模式。这样一种新型社会整合模式，需要建构在获取社会合法性认同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柔性的凝聚力量。唯有如此，方能建构出一种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彰显社会生机，既具有社会秩序又激发社会活力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作者：唐文玉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