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破解“被调研”

   近一段时间来，社会上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领导干部“被调研”现象，主要是指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时，受“规定路线”、“标准答案”和“示范样板”的影响，使调研成了“论证会”、“报喜会”和“盆景展”，甚至在个别地方发展成了“形式主义”和“骚民扰民”，很难了解到基层和工作的真实情况，甚至不讲真话实话，为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其实这种“被调研”并非新近才有，就连毛泽东那样一生重视调查研究的大政治家也遭遇过“被调研”的现象。我们这里先列举两例：
    第一例，1958年 8月和 11月，在“大跃进”运动深入推进期间，毛泽东两次出京调研，先后到河北、河南、山东和湖北等省市视察。在各省市主要领导工作汇报中，在提及粮食亩产超万斤的汇报时，毛泽东都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认为不可能，多次说：“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还在一些会议上指责干部中间的撒谎行为，主张将有关粮食统计数字折扣之后再予以公布。可见，在这一期间调研中，毛泽东并非完全相信那些离奇的粮食产量，意识到自己“被调研”，但又出于保护干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考虑，没有及时加以批判和制止，最后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第二例，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对此毛泽东多次指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水是浑的，有鱼无鱼不知道。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彻底克服掉”。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检讨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官做大了，调查做少了，不摸底等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提出“希望 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但由于客观原因，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开展“蹲点”调研，自己开展的却都是坐着火车 “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他自己也承认：“我是在中央会议上作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这种客观上“被调研”的事实，使毛泽东本人没能倾听到普通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倾诉和企盼。
    从毛泽东一生调查研究的实践、特别是晚年遭遇“被调研”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领导干部如何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真实情况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是需要不断地探索、总结与研究来深入推进的。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可以给我们许多理论上的指导，更可以以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给我们有针对性的现代启迪。
    带着问题而非“求证”式开展调查研究   
    毛泽东强调要带着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对带着框框下去搞“求证”式的调研。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成功开展了寻乌、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的调研，成为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表率。他还发动并组织了1941年全党的调查研究运动，为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为全党从根本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奠定了基础。1956年，他又通过调查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初步探索，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样的重要讲话。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虽然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有的调查是先有答案，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答案的正确。1958年夏他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的调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有了在农村建立公社的设想，而在这次调查中，看到的似乎都是一片“大跃进”的热闹场面，听到的都是小社合并成大社有诸多优越性的汇报，于是相信他此前在农村办公社的设想是正确的，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使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因此可见，在调查研究中，切忌先预设结论和明确的目的，如果将调查过程沦落为按图索骥、按需求证、“合则取，不合则弃”，成为使客观现实适应主观要求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犯了主观主义的严重错误。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和观察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杜绝先入为主的现象，真正做到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感情、愿望和意志出发，坚持“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使调查研究成为一种常态   
    1961年，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1961年关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问题的全党调查研究年活动，并且明显感到自己赖以决策的信息是不真实的，不断谈到自己官做大了，调查做少了，不摸底等问题，要求中央主要领导亲自带队下去做蹲点调研，号召各省、地、市、县、社的第一书记将调查研究当作第一要务，迅速掀起了全党调查研究的高潮，在一定范围内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遗憾的是，这种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并没有长期坚持下来，虽然毛泽东也曾要求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忙于事务工作，更不能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报告或看书面汇报，“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该到一个乡上去住上七天十天时间，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困难局面的过去，党内包括毛泽东本人对调查研究实际上又放松了。
    我们不但要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重视调查研究，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而且也要在事业发展顺利的时候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把握变化了的实际，万不可将调查研究当作权宜之计和应对之方，而应通过调查研究随时发现问题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使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常态。
    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和通信条件的极大改善，特别是政治社会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我们的领导干部却出现了“出不去”的现象，许多领导干部整天忙于事务和文山会海，根本没有时间蹲下身子真正沉到基层去开展调查研究，有的地方甚至把调查研究搞成了运动式，变成一阵风，为调研而调研，而没有真正把调查研究看做一种领导工作的基本功和日常功课，这是需要我们加以高度警惕并时刻避免的。
    调查研究需要“有的放矢”
    1941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在讲到调查研究问题时，毛泽东说，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这是做工作的出发点。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不调查，不分析，不研究，不知道敌人和自己，就叫粗枝大叶作风，这是一种危险。我们要“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的“的”，而这个“的”怎样射得准，离不开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就不能了解真实情况，那一定会是虽然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好“矢”，但射不到中国的“的”，致使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出它真理的光芒。
    历史证明，不调查研究必定产生主观主义，而主观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伤，本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因此，能否重视调查研究不但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历史责任感的体现。领导干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就应切忌主观主义，而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最有效的途径。
    引导大众参与开展讨论式的调研   
    毛泽东一生非常强调开展讨论式的调研，强调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整个调查研究过程的重要性，他指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他晚年产生重大错误，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与一线群众开展面对面的调查研究而导致的。讨论式的调查研究，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的积极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决策，二是转变作风，三是凝聚人心。当前，我国正处在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凸显期，群体性**和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党群干群之间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问题，深究其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委和政府在出台重大决策时，没有很好地、全面系统地研究群众的具体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害，埋下了党群干群冲突的巨大隐患。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它推进党内民主和巩固群众基础的作用，切实使新一轮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全面提高党委、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的过程，成为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执政能力的过程，成为维护群众具体利益、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前进力量的过程。作者：廖立勇 来源：学习时报

造成“被调研”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领导对下去调研本身就不重视。到一个地方后走马观花，走走形式，做做样子。基层安排好路线也不提什么意见，怎么安排怎么走，怎么安排怎么看，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其乐融融，和谐之至。二是基层要政绩。不管领导重视与否，基层对领导的调研是高度重视的，可以在高度重视前再加个“十二分”的重视。从基层的心态上来说，总是希望领导下来了，给领导看点新成就、新亮点、新进展，把最好的面展示给上级，给领导留下个好印象，以获得上级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所以安排线路总是好的，只给看喜，不给看忧。　　这种现象是目前领导调研的常态。温水煮青蛙，后果很严重。调研本来就是为了正确的决策，有目的的摸情况、查实情，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提出有针对的对策，对于解决问题很有必要，意义重大。因此，要着力纠正这种“常态”，端正调研风气，这也是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的应有之意。从现实情况看，要纠正这种“被调研”的状况，首先必须从领导做起，领导要真重视、动真格、千方百计摸实情，这样才能对基层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其次，要制定相关规范调研工作的制度和规定，由下级提供方案，经上级审定，更有效的是“微服私访”，提前不打招呼、不做安排，径自前往，这样更容易摸到实情。最后，要辩证地看待调研的结果。要把调研和领导干部的使用区别开来，不能因为一次调研好了，就说明干部能干，也不能因为调研一次不好，就影响干部的升迁。调研只是调研，调研之外的事情需要另一个系统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