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当新会长也是一种权力变现

　退下来的老领导担任协会、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的情况，眼见着是越来越普遍了。
　　鉴于权力在影响资源配置上的巨大作用，即便已经卸任，国内的退休官员也往往愿意继续出来做事。比如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沟通与协调社会关系，等等。特别是，由于长期在政府工作，退休官员往往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协会、研究会的渠道，继续发挥余热，并非不可理解。
　　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正向激励”，也是促使很多老领导投身民间组织的动力所在。相当多的社会公益组织，借此获得资金支持，提升了知名度，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退休官员纷纷变身会长，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考虑。
　　其一，延续以往的权力感觉，继续习惯性地发号施令。很多官员长期的领导生涯一旦中止，很难适应平民的平淡生活，甚至还会出现生理上的不适应。因此，转到形形色色的协会、研究会去找平衡，“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尽管这些年来，很多官员口口声声说“能上能下”，可到头来，“能上”而“不能下”却成了官员群体最大的困扰，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 P4 m  T/ p( x, i6 d5 P　　其二，部分退休官员还可能利用这些民间组织实现个人不正当的利益，而且，因为协会的隐蔽性，也大大增加了灰色交易、利益输送的可能。此前，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之所以被查，正是因为他们在许多地产项目中屡屡充当掮客并从中牟利。
, r5 W; J5 {7 B) g　　事实上，权力界限的相对模糊，利益群体的逐渐固化，都大大增加了此种权力期权化的可能。而权力期权化现象一旦蔓延，fubai将迅速滋生。大批退休官员的强势介入，短期内或可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从长远看，这种政经纠缠不清的情形并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行业协会与生俱来的依附性，使其呈现出日益浓重的行政化面孔，也与“去政府化、去垄断化”的民间组织发展目标渐行渐远；另一方面，退休官员把持各种协会类民间组织，还会扭曲正常的市场准则，伤害平等的市场主体，从而产生不公平。（朱艳秋摘自2013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作者胡印斌）